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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作者：蔡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
或许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开始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乃至中断。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赶超机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本轮全球化中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赶超，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过程所达到的效果，从国内角度看，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相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国际角度看，把最丰富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产业比较优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从国内与国际相互连接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这种丰裕要素，并通过引进外资和进行贸易，以之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分享性内生于开放和发展的全过程中。
可见，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理适度的节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其实是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整体逻辑链条所预先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与参与。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前几轮全球化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获益。直到本轮全球化，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幅度减少的格局。
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政治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在国内政治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开放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
这样，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成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车那样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摘编） 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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