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三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从左至右）
格勒尼埃的小说，就我现在所看到的，几乎全部是写“小人物”的。这继承了十九世纪短篇小说大师的传统，尤其是契诃夫的传统。他的《冬季奥运会》所写的，应该是“大人物”了，两个主角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曾红极一时的女演员，一闪而过的则还有大杂志掌门人、省长、大报记者、各国运动员等；但这些都是假相，他真正要写的是他们的“过气”、无望、挣扎、无聊、疲于应付、不知如何面对失败，等等。名演员伊丽莎白还在努力争取新的几乎不可能有的复出；作家克洛德则对一切都已看透，都不抱希望，差不多是只求一死了。作品一层层地把他们内心揭示出来，我们看到的正是比未曾“著名”过的小人物更难承受的凄凉。《胡蜂》的主角在战后是很有可能被视为英雄的，因为他曾在占领区发过几份戴高乐派的报纸，又牺牲在巴黎的巷战中。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这其实是个多么单纯、无知而可怜的人物，在生活中，在政治风暴和性爱中，他都是那么被动，这被动中有善良，也有愚昧，我们从这里看到了“阿Q”的影子。当然鲁迅笔下的人物有更为深广的抽象的意义（象征中国的国民性），这一点在格勒尼埃笔下没有，他写的就是小人物，写一个小人物在重大历史背景中莫名其妙地死去，如同一只不知死因的胡蜂。他是从各个小人物的哀切的命运中让我们看取人世的真谛。
罗杰·格勒尼埃
在写法上，格勒尼埃讲究精巧的结构，注意精选生活场景，因而能在有限中展示无限。这也继承了十九世纪三位大家的传统。其实在三位大家中，我最不喜欢欧·亨利。他的小说精巧短小，总能在最后出人意外，因而有“欧·亨利式结尾”之说。问题是这样一来，不仅巧得单调，而且往往会“故事大于生活”，对其故事之巧妙的赞叹每每超过对所描写的人生的关注；与此相反，莫泊桑和契诃夫则都是“生活大于故事”，读他们作品的所得其实更多，审美感受也更深邃充实。格勒尼埃的好处是集这三位大家的优长于一身，他能像欧·亨利那样地安排故事，读到最后，总能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少数作品除外，如未收入本集的《哦，甜蜜的夜》等），但这意外有时并不是故事的出奇不意的大转折，也可能是对人物内心的更深一层的理解（如上面所说的《冬季奥运会》，就两者兼具）。而作品的开场往往显得很平静，很生活，他让真实的人生来吸引你，而不是靠故事的外在的吸引，可是在这真实与平静中又巧妙地隐伏着一种紧张感。不过对作品的整体布局他确是匠心独运的，这就是典型的短篇小说的写法了。
试以《走向另一种生活》为例，一开始只说玛尔特太太要走，她已下定了决心，不后悔，也不哭，但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走，要到哪里去，未作交代。三位来者对她很殷勤，很照顾，很周到，作者展开了这一路上的生活，包括她对其中一位的信任和一种轻微的依恋。但终于要到目的地了，她磨蹭着，留恋着本来的生活，到底还是忍不住哭了。最后还是进去了，到这时才交代，她要去的是修道院———她在十多年前卷入了一桩著名的谋*案，因为年轻漂亮曾被媒体大肆宣传，后判了十年刑，刑满后隐居了一小段时间，这时就有媒体来动员她接受独家采访，并诱使她进修道院（这将是这篇报道的精彩结局），当然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让她转给孩子，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她接受了这个建议，而那几位媒体人明明知道她以后的结局会有多凄惨———这从小说结尾的对话中暴露了出来。可见，作者在故事的纵横开阖上是极为精心的，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物纠结的心理和生活的复杂与残酷，而不仅仅是奇妙的故事。因不能剥夺读者的欣赏乐趣，本文只举此一例，不再做“剧透”事也。需要强调的是，格勒尼埃笔下的人物心理变化及一些深层秘密的暗示，总是在故事进展中，尤其在对话中，漫不经意似的悄悄透露的，所以要很仔细地读，并投入自己的情感即审美想象，这才抓得住———探寻并把握潜藏的真意，不正是纯文学阅读中最大的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