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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都有极强的“长城”情结。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以浑圆激越的旋律、泣血椎心的倾诉,诠释着包括“长城”在内,那几处地理文化“图腾”在国民心中的分量。
不管是阔别多年的游子,哪怕是离群索居的隐士,蜿蜒龙舞的长城,作为与故土和乡音最坚韧的维系,像徽章一样,别在民众坚挺的胸襟前。
长城在历代帝王的心中却有所不同,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中国文化脱胎于农耕社会,深耕于集权环境。帝王向来以文化治国,而非受文化所治。
特别是伟大的帝王,必然会超脱于文化之上,否则,自己被文化玩得昏昏然,自然干不出叱咤风云的大事来。
长城在修筑的历史幼年期,即被君王们赋予了“戍边报险”的功用。
“狼烟”和“烽火”,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灼灼诗华一样,是可以用来代言长城的。说明一下,“狼烟”不是用狼粪烧的,恰恰是用来预警以“狼”为图腾的匈奴、突厥、吐蕃等游牧部落偷袭中原的。
不论是燕长城、秦长城,还是汉长城、明长城,都是用那雄浑天成的一抺巍峨,勾勒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犬牙交错的“楚河汉界”。
至今,在太空中,长城作为地球上唯一可辨识的建筑物,摄留在美国航天局的档案之中。以此来证明中国帝王和民众,所共同创造的历史性伟大!(2010年2月17日,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向奥巴马总统报告,可以用肉眼看见令人赞叹的奇迹——长城。古代中国人,厉害!)
而这种伟大,恰恰影射出中原政权很早就遭到了来自北面、西面游牧部落的压力,也反映了历代帝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现状。除了套交情似的与“戎狄”行和亲之举外,雄关万里的长城,毫无悬念地成了帝王们唯一能安身立命、从容治国的军事凭倚。
自西周起,为防御游牧民族“猃狁”,便修筑蜿蜒曲折的“列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善加沿用,秦、赵、燕还修建了“拒胡长城”。
面对着游牧民族令人厌烦、随时随地地偷袭,长城的拒止和稳定战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帝国只需将军队布置在长城沿线,就足以与游移不定的游牧民族对抗了。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2千年来,唯独只有2个帝王,没看得上长城的防务作用,也没有修建长城。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个就是被某些满人,尊攘为“千古一帝”的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
至于宋朝没有修建长城,那是因为幽云16州被辽国割占了。山河破碎,日月缺失之时,宋朝没必要、也没实力到辽国地盘上修长城,此与2帝不想修筑长城,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熙被族人后裔捧诩为“千古一帝”,我们一笑而过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唐太宗和清圣祖确实都是不可多得、雄才大略的优秀帝王。
下面看看这两个帝王卓然鹤立的防务观是怎样形成的。
一,唐太宗
贞观年间,大唐由于开国伊始,国力强盛、将星云集,军力和骑兵部队那都是嗷嗷叫的。唐兵在擅长骑战的将领统帅下,以骑对骑不怯于野,常令游牧民族凶焰顿挫。
据史载,
“……(李)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勣传》)
从表面看,是唐太宗自认为比隋炀帝优秀所致,实际上,唐异于别朝的御边大法,是以“藩镇”代替长城,行拒止之用。
有唐一朝陆续建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这六大都护府。赋予都护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凡“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皆其所统。”
特别是贞观年间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大唐帝国以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路,主动以攻代守,逐步蚕食并扩大疆域,增加大量的国防缓冲地带,最终完美地取代了长城的功用。
从历史实践来看,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关,更像是个以军政为主、民政为辅的军政单位。
就“人性”来说,仅靠唐军频繁地征讨,是不足以树立唐太宗“天可汗”权威的。都护府还会向周边的游牧民族,推行所谓的“抚慰、叙功、罚过”的政策。
即在政治上,以“各族一体”的汉胡融合政策,融化胡人的对立情绪;经济上,对胡人不予推行国内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以“汉胡别制”的轻税薄赋政策,来减轻胡人的经济负担;
军政上,以“城榜兵制”约束胡人、号令藩部。具体就是,每岁秋集本军,春则放散,若有征行,免当年输羊(实物交赋形式);若有战事,凡满30日,均免胡人年税。
此政策一公布,胡人觉得跟着大唐混,比自个儿单练舒服多了。于是,游牧部落便蜂拥仆从于大唐王朝。
即便某部落破坏规矩,中途反叛大唐,其他游牧部落便个个奋勇争先群殴之。现在该明白,为何安西都护府仅以2万之唐兵,却领千里西域之广的奥妙了吧。
思路决定出路,好的政策,能提前框定百姓的对策。
由于大唐帝国对外域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表露在外的,完全是一种雍容大气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