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大唐帝国前将风翥龙翔之唐军，后倚中华大气磅礴之河山，李世民弃长城而不修，终是气定神闲、举重若轻地节辖着广袤的西域边城。
世界级的帝王！
多民族聚居区最怕什么？民族冲突。
太宗以“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官爵擢之、城傍附之，羁縻州之。”各部落岂不以“父母之礼”朝奉李唐王朝？
这种跳出中原自骄的务实态度，并无折损大唐帝王俯瞰天地、王顾西域之相。西域凡大国36，共尊天纵英姿、英明睿武的唐太宗为“天可汗”。
当然，唐朝后代帝王，由于个人能力、国运渐衰的原因，后来，在小范围内，唐长城还是有建有修的。然而，效果比不修长城的贞观时期要差了很多。
二，康熙大帝
康熙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则也。”
他非常明白“民心可用”的道理，想必也深刻理解了荀子“帝王之术”中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的底层逻辑。
荀子的“人本主义”思想，开启了儒论关注芸芸众生的节奏，这对原来只喜欢揣摩“帝王家事”的儒家文化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但荀子理论并没有像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一样，去重视“个人人权”（私权），而是将“集体人权”（私权的集合）作为帝王的“对手盘”来研究，这与西方立足于私权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荀子所研究出来的“人性”，实属于集权制下“民心”的范畴，这也说明其“人本主义”的思想，不过是儒家理论中，更为聪明的“声东击西”版。
康熙30年，土谢图汗部臣服于大清。土部为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首，多伦会盟时，康熙皇帝接见了土部的首领。
接见中，康熙亲自搭弓射箭，以震慑臣服后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在炫耀大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后，康熙皇帝的一席话，泄露了他的防务观，“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同年，康熙皇帝接到了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重修倒塌古北口段长城的上奏，他极为超然洒脱地批复道，
“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此处更正一下，宋时无修缮长城的记录）
下面“剑雄品评”试着就此批复，谈一些个人的见解。
首先，要承认满清夺得中原，不是靠撞大运的。仅从文化这一块来分析，满族原是偏于一隅的渔猎民族，在关外以劫掠为生，问鼎中原没多久，便已对荀子升级版的儒论了然于胸。
可见满清学习“外语”的理解力、执行力，决不逊于中原的汉人王朝，这确实不简单。几乎等于美国的印第安人反过来入侵英国一样，满族创造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政治文化现象（中间有李自成的因素存在）。
起点那么低，雄起又那么快。比及突厥、匈奴、吐蕃等游牧民族，一直在游牧的层次中打圈圈，那绝对是霄壤之别。
分析历史现象要冷静客观，特别是对异族入治中原的认识，虽有心理障碍，当服也得服。否则，异族能统治中原之沃地万里，又怎么解释呢，怨我们汉人笨了3百年？这不自打耳光么。
作为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的缔造者和主体民族，又怎会整体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不好自圆其说么，对吧。
其次，康熙能从满族自东北发家，到清八旗军处处突破长城，致击败大明王朝的现象中，发现正确的守国之道，是惟在“修德安民”。
从康熙30年满清统治者，前期对民间的血腥弹压，到康熙向中原民间递出“修德安民”的橄榄枝，是否意味着大清的整体形势，应该是趋向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
翻开史料，果真是如此。
此时，康熙王朝已完成对自身组织机构的消肿（康熙8年除鳌拜集团），国内分散的权力，也完成了向中央的归集（康熙20年平三藩），主要的反清力量被剿灭，另外还得了个台湾（康熙22年），最后还与蒙古结了盟（康熙30年）。
中国人是一个“信奉”土地的民族。
对房屋的崇拜，源自于对土地“信奉”的平移。租来的房子，住得那叫一个浑身的不舒服。而且，由于儒论对国人长期地潜移默化，导致国人从来“家国”不分，集体感十分优秀。儒家文化呢，说到底就是“家国文化”。
因此台湾的收复，增强了有“土地情结”的汉族士绅阶层的集体荣誉感，也势必会增加他们对康熙皇帝的好感，而汉族士绅阶层，处于皇权与占绝对多数汉民之间中枢的位置，是必然的中原民众代言人。
这意味着在满清统治者的恩威之下，康熙正得到来自汉民，对其入治合法性的逐渐承认。
所以，无论是军心、民心、还是汉族士绅阶层对皇权的忠诚度，以及康熙皇帝的声望，都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境界。即便外部的环境还是那么恶劣，但由于蒙古的臣服，也开始有了阶段性的改善。
对于大气磅礴的雄主，这样的环境，已足以供他尽情地纵横捭阖了。
所以，康熙皇帝敢于推翻2千年来专制帝王一贯的防务观，与唐太宗一样独辟蹊径、一鸣惊人，认为民心所至，长城不过尔尔，有更好，无亦可。
治国有底气，择善而从之，实在是了不起。
康熙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是他最后一次奠定了中华民族俯仰生息的疆域框架，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也为晚清左宗棠收回新疆，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
当初，康熙幼冲之时接手统治权，内外政治环境都极为恶劣，甚至还差点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以当时入关后的情势，满清起初是以战战兢兢的客居之心，来入治中原的。康熙12年，吴三桂反清，由于八旗军仅有十几万之众，无力阻挡各路反清浪潮的次第冲击。
吴三桂之兵锋所指、旌旗所向，连下了黔、湘、桂之地，攻粤也有所得。势到急处，康熙皇帝和孝庄太后是准备打包出关，逃回东北据守的。
后来天时假予，康熙又扭转了乾坤，平定台湾后反客为主，满清开始以主人视角去审视中原周边，欲争夺更多的地盘，来拓展大清帝国的战略空间。
别的不论，仅就联蒙一事，康熙的才华，就胜过历朝历代治边的帝王许多，可与唐太宗相媲美。
蒙古等游牧部落势力，一直是令历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问题。
对于御边之事，各朝无非要么进剿，要么和亲，手法不是太硬，就是失之太软。许多王朝在御边之事上，都吃过亏，而鲜有大的收益。即便是旷古烁今的汉武大帝，也是将匈奴打跑、一部灭了了事。
我大明自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对游牧民族势力，也一直秉承以武剿为主，强硬面对。而这样，并不能让游牧民族心悦诚服、仆从麾归，终不免让游牧民族乘隙偷袭无数。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大明文武精英尽失。最后，明英宗竟落个被瓦剌部相挟，在京畿转着圈叩门赚城，令大明的百年威名扫地，汉民辱不欲生。
当然，我大明一贯秉承“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身先士卒和对外强硬的作风，所以，明英宗被俘虽是小概率之事，但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