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议是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现实影响，往往关系到王朝政治能否实现稳定发展。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纳谏”也就成为思想家们积极关注与思考的重要议题。作为秦汉时期集道家黄老学之大成的理论巨著，《淮南子》对传统君主政治发展中“纳谏之道”的特殊性、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独到的认识。
治国重谏
《淮南子》在思想上将能否重谏、纳谏视为衡量统治者政治素养及王朝治乱的重要标志，试图从王朝兴亡的政治高度出发，总结与反思先秦以来的历史经验，促使西汉统治者理性重谏、听谏以明，形成较为和谐的君臣关系，实现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议的实际态度能够反映出统治者政治品格之贤愚。“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当统治者贤明之时，能广开言路，容纳各种政治意见，甚至能不因“位”而废言，更不会因言责人；反之，“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能否理性重谏、积极纳言，构成区别统治者贤明或昏愚的重要依据。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言的具体方式能够体现出统治者政治素养之高下。《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执“术”以驭臣，认为 “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而对于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统治者采用何种方式来听谏、纳谏，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听而精之，莫聪于耳”，统治者在实践中不仅应该“耳能听而执正进谏”，而且应该善于“听治”，“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淮南子》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够善用君人之术，广纳谏言，那么即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最终达到“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的根本目的。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者的不同实践能够显示出王朝政治趋向之善暴。“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晚世之时，帝有桀、纣……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淮南子》指出，凡是如桀、纣一样的昏暴之君，在政治上都以忠谏为逆耳，视诤臣为草芥，只知刚愎自用、纵欲妄为，将王朝政治推向虐民之暴政。与此不同，“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那些在政治上颇有见识的贤明之君，不但不会罪人以言，反而会主动求谏，试图让臣民对自身的政治举措有所批评和建议，达到“周观得失”、避过纠错的目的，而这正是“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的内在根由。
圣王纳谏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虚心听谏、善用臣谏，主动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才能构建出良性的君臣关系，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护和支持，夯实王朝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促进王朝走向“通治之至”。
《淮南子》主张理性求谏，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只有充分借助臣下的智慧和力量，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实现自身对王朝的有效治理。由此，《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谏议”在现实政治中的特殊影响，认识到“众智”“众势”的作用发挥都无法脱离“求谏”“听谏”“纳谏”“用谏”的政治过程。所以，《淮南子》坚决主张“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求“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
《淮南子》主张善于听谏，强调统治者既要有虚怀求谏的政治气量，也应听谏有“术”，能够占据纳谏过程的主导权，从中有效获取利于自身治国实践的政治建议。“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在《淮南子》看来，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虽然统治者“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但都无法在政治上独治天下。因此若想权位巩固，实现王朝发展，只有“乘众人之智”，“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如此才能“以天下之耳听”，使“臣情得上闻”，达到“威立而不废，聪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的现实目的。反之，“独任其智，失必多矣”。
黄老论谏
作为其书当道家之正统，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的汉代论著，《淮南子》论“谏”，总体上反映出以黄老为本位，兼采儒、法的思想特点，其对谏议的理论反思既蕴含着道家形而上的政治哲学，也体现出道家形而下的政治权术。
从政治哲学看，《淮南子》对纳谏的理论反思，根源于黄老之“道”。一方面，《淮南子》主张“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将“道”视为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将“道”的存在和体现延伸至世俗政治中，主张“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淮南子》不仅将纳谏与“君人之道”密切结合，而且也将其视为“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淮南子》主张臣应忠谏，君须纳谏，二者在王朝政治中都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当统治者善于“听治”，而“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时，才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从政治权术看，《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的主张，有着深入的继承和发挥，意图为统治者提供一种应对臣下谏议的政治权术。在《淮南子》看来，只要统治者在政治上“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便能掌握谏议过程的主动权，做到“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获得“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的理想效果，使政治谏议在最大程度上为己所用，发挥出有利于王朝长治久安的积极功效。
要论之，对“谏议”问题在传统君主政治中特殊的重要性，《淮南子》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并立足于黄老道家，体现出鲜明的秦汉时代特色。在秦汉道家著作中，《淮南子》对“纳谏之道”的理论思考最为深入，其思想内容不仅是对先秦道家谏议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秦汉谏议文化的历史丰富，具有十分可贵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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