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秋《〈史記〉家注簡論》也對家注的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對Ｓ家注中存在的問題多有發明。
應玉《〈史記〉家注研巧》一書，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集解》、《索隱》、《正義》各家分別考釋，細緻而深入地探討Ｓ家注研究的多個方面的問題，是近來家注研究的重要成果。
綜上所述，有關家注的研巧，自宋之後從未間斷，逐漸趨於系統化和專業化。當前學術界也開始對家往各家進行分別的研巧。
其中針對《史記集解》論著主要有：朱東潤《裴飄集解說例》（見其《史記考索》），應玉《史記集解考》（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０５年３月第２期，後收入其《〈史記〉家注研究》一書第二章）。
此外遣有數篇硕±論文，如安徽大學李建偉《略論〈史記集解〉的文獻學成就》（２００５年）、南昌大學李智耕《〈史記集解〉研究》（２００５年），鄭州大學楊廬民《裴馳〈史記集解〉略論》（２００６年）等。
可說，當代學者對裴馳《史記集解》的研究業己取得了一些成果，涉及到許多方面，包括《史記集解》的引書引文、特點、著作淵源、注解體例、文獻成就等。
這些探討和論述，總體來說，使我們對《史記集解》有了比較清晰的宏觀了解，然而從家注研究愈精愈細的趨勢來看，現階段我們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應當更多涉及《集解》的具體内容。
在這一點上，蘇亢《原本〈玉篇〉引〈史記〉及相關古注材料考論一一裴馳史記集解）南朝梁代傳本之發現》（《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６期）頗值得參考。
該文從《玉篇》著眼，對《玉篇》中涉及到的２７條《史記集解》引文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考證和客觀的價值判斷，為我們重新認識和研巧《史記集解》的引文提供了多方面的借豐。
對《史記集解》引書引文的考察，上述論著及論文中大都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應玉《史記集解考》較為細緻，他對《集解》的引文總體情況進行了統計。
文中有＂《史記集解》所引各家說例＂一節，統計出《集解》引各家共７５人，然後詳考各家生平及主要著作於其下。
其《〈史記〉家注研究》一書後，還附有《〈史記〉家注引各家索引》，統計《史記》各卷中三家注引諸家說的情況，殊為詳致。
然而，因為篇幅和研究重點所限等原因，著述中並沒有針對《史記集解》所引某一家或某一書進行單獨的整理和研究。
這一方向的研究，筆者所見，僅有方霸《〈史記集解〉所引〈左傳〉杜預注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