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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诸多历史形成要素中，突显了人的社会主体作用。
历史上对人的自身有个认识的过程。据专家研究，从远古到殷商末年，神、天史观占统治地位。宗周以下，是神意史观。孔墨在继承神意史观的同时又有所否定，创设了先王史观。先王史观已是一种很明显的英雄史观。这以后的学者对古圣先王也已不是毫无保留的尊崇，他们开始注重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考虑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并提出了进化史观，这时已经步入战国末期了。到西汉中期，司马迁继承了远古到先秦的历史认识成果，结合了自己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从而将神、人作用于历史的认识提高一步，确立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姑且可以将它称为主体史观。
历史认识上人神关系的变化，春秋时期是一个转变的关键。而能够促使司马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建立起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看法，还与以下情况有密切关系。
一是社会政治变化带来的影响。早期是天子受天命而君临天下，天子的权威代表天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可侵犯。其后，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了。再后来也不是自诸侯出，而是“陪臣执国命”了。到最后，又是家臣控制起大夫来了。政权下移的过程，权谋智略的作用非常明显，新兴势力已经知道争取人心的向背了。
二是春秋至战国及其以后战事频繁，在成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军事行动中，动用兵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城濮之战，对立双方参战人员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而到战国末，仅秦坑*赵之长平军就达四十五万。秦统一后，光防御北方匈奴就有蒙恬所率的三十万人。楚汉战起，刘邦率领五诸侯的军队，凡五十六万，往东去进攻项羽。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各方面的军队加在一起也有数十万，而吴王刘濞自称可具精兵五十万，还说可得南越王三十万兵力的支持，实际双方对峙所动员的兵力达一百多万。战争有物的因素，但打仗的是士兵的血肉之躯，故主要靠人力，这是非常明确的。
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普通农民揭竿而起，一举推翻了秦王朝，这使任何天命、神意的说教都软弱无力。
四是司马迁强调国富民强与生产流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广大的四民之业的发展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却与天命、神意离得太远了，而农虞工商四业的兴旺与否，却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
五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天文学、历学和医学的发展，对认识天人关系有着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在这方面，司马迁有着精深的观察和辨析能力。从先秦以来，人神观念的变化与人的作用的不断体现是相辅相成的。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已有的人神观念，另一方面又以现实的变化作基础，以一种哲理的思考，利用人自身在时代大潮中显示的巨大力量，将已有的对人神关系的认识加以充实提高，促使自己在观念上前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史记》所认识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看到了人的层次结构和群体的作用。《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来看，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反映。《史记》是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帝王、时势主宰者，他们处在社会的中心地位，这是“本纪”所记述的人物。第二层次是诸侯、贤圣、领袖人物与国家重臣，这是“世家”所包括的人物，他们起着“拱辰共毂”的作用。第三层次是谋臣将相，他们中有的人在中央朝廷，有的人在诸侯王国。他们是第一、二层次中帝王与国君的出谋划策者、政令执行人，在具体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作用很大。这三类人在《史记》的记载中非常突出。第四层次是士大夫，他们因为比较靠近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有时能反映出一些民众的痛苦呼声与愿望要求。第五层次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如《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农虞工商。这一层次中有些人被奴役，但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是有可能促使国家出现“土崩”之势的潜在力量。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某些进程，秦末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这部分人在全社会是最多的。司马迁能注意并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特殊作用，正是促使他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因素。
司马迁认为历史的形成，社会的运转，五个层次的人都在起作用。这五个层次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正反映了当时的基本社会状况，也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是纪传体史书的基本价值所在，亦是《史记》所要表现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第一个重要特色。
《史记》全方位地叙述了社会历史中人的活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八书中《礼》《乐》之外，《律》《历》《天官》《河渠》《平准》的出现，显示出驾驭天地以与自然斗争、制约人的行为来为社会服务的企图。《史记》在延续过去史*载内容注重军事、政治、外交、学术方面的同时，还第一次将经济活动写入史书，将其纳入社会历史讨论的范围。当社会发展滞后，外族入侵胁迫，国弱民困，国家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的情况下，司马迁注意到改革是社会前进的驱动力，而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记述与评论。德治、法治、儒法道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有效地服务于中央集权，人的思想之适应于形势而不断求其统治法术完善的企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自身是个生物体，其生存活动具有规律。人在谋求维护健康和种族繁衍的过程中，医学的发展使其自身的活动能力得到了延续与保证。从远古到秦汉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主要内容，《史记》都有记载和反映，这是它作为通史特点的一个方面，也正充分而全面地体现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功能。在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时候，司马迁注意到，人的自身*才是形成社会历史活动的真正源泉，形成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
《史记》所记述的作为形成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不仅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意识，而是众多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人，故它塑造了许多人的活动的具体形象。因此，对人的完整而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又一标志。人作为社会化群体的成员，在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自然表现出其自身的某些共同特性。《史记》对人的追求、人的品格、人的奉献、人的情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使得它所认识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和风度的真实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锤炼，而又各自具有典型风貌和形象的人。因此，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及所创造的历史业绩，就相应地具有代表性。司马迁通过《史记》写出了人的诸多作为，并由此综合地表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他切实摆脱了神灵意识的羁绊，这是历史观念的一次飞跃性的进步。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全九册）前言，作者杨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