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是关于硅谷在何地以及关于鬼谷子的传说等，下面说说《鬼谷子》这一本书。
《鬼谷子》是一本什么书？有什么注本呢？
其实，学术界不仅存在着对于鬼谷之地在何处的争论，不仅对于鬼谷子是怎样的人存有种种不同看法，而且，对于《鬼谷子》一书以及它的注本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鬼谷子》古本
关于《鬼谷子》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鬼谷子》是鬼谷子本人的著作，是鬼谷子所写的文章的集录；另一种意见认为《鬼谷子》是战国时的苏秦所作，代表着先秦纵横家的观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鬼谷子》是一本伪书，是六朝时的文人们假托鬼谷子的名义编撰的。
关于第一种意见，最早编录此书的《隋书·经籍志》明确肯定此书是周世隐士鬼谷子的著作：“《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代表第二种观点的是萧梁时代注释《鬼谷子》的乐壹的看法，他认为《鬼谷子》系苏秦所作，乐壹注《鬼谷子》时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后来，赵莹、刘煦等于《旧唐书·经籍志》中，以及欧阳修、宋祁等于《新唐书·艺文志》中均记载：“子部纵横家类：‘《鬼谷子》二卷，苏秦撰。’”代表第三种观点的，有中唐的散文家柳宗元的看法，他认为：“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还有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也有阐述:“《鬼谷子》，《汉志》无，《隋志》始有，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然则其人本无考，况其书乎！是六朝所托无疑。”
显然，第三种意见否定了《鬼谷子》是先秦的著作，认定《鬼谷子》是后世的伪作，其主要根据是在刘向的《别录》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根本没有将该书录入。不过，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正如上面所述的，《别录》的作者刘向在《说苑·善说》大段地引用《鬼谷子》，这就不能说明该书是不存在的。而班固没有能将该书录入《汉书·艺文志》，这也不能证明该书不存在，或许是因为班固在编写《艺文志》时认为《鬼谷子》有异端之嫌，不便录入。同理，其他没有将该书录入的志书也不能证明该书不存在。比如，《战国纵横家书》不见于《汉志》记载，但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
鬼谷子（画）
清代研究《鬼谷子》的学者们，如阮元、秦恩复、俞樾、周广业等，都肯定《鬼谷子》是先秦时的著作。俞樾还专门写了《鬼谷子真伪考》，令人信服地推断《鬼谷子》流行于西汉之前。俞樾的根据是：其一，刘向曾引用该书的话；其二，《淮南子》中有四、五处见“忤合”的说法，而“忤合”是《鬼谷子》的重要概念；其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了“圣人不朽，时变是守”的说法；其四，西汉末杨雄的《法言》提到了鬼谷子及其学术；其五，《汉书》的《杜业传赞》引用了《鬼谷子》中的用语。
俞樾还分析说，刘向可能曾著录《鬼谷子》，而刘歆“于古书多窜改，务合己意”，不像其父刘向那么诚实，《鬼谷子》在当时不见录，可能在当时已误为是苏秦所作，而从《苏子》中删除，或是因为被视为异端而排抑不录。最后，俞樾的结论是：“据吾考定，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其中有为鬼谷传诵于弟子之言，书中凡古韵之文均是；有为苏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阴符》说解是也；有为苏子纂集吕尚《周书》之言，如《符言》之录自齐太公《阴符》是也。”（参看俞樾《鬼谷子真伪考》）
鬼谷子雕像
俞樾的贡献在于，他仔细论证和肯定了《鬼谷子》是先秦的著作，并努力说明书中有鬼谷子和苏秦的观点，而且指出其中有些篇章乃是由其他书的文章编入的。不过，俞樾也有其不足之处，他将《鬼谷子》全书视为是先秦的著作，这就不能解释《鬼谷子》外篇不像先秦著作的疑问。对此，现代学者陈蒲清认为，《鬼谷子》和《墨子》《孟子》所处的时代相近，主要是鬼谷子本人的著作，也可能有他的弟子们参与编写，而在其弟子中，参与编写最得力的可能是苏秦，而且，书中也有苏秦个别篇章掺入其中。但是，《鬼谷子》和《苏子》并不是一本书，两书是有区别的。（参看《鬼谷子详解》，陈蒲清著，第158页）所以，上述的第二种意见也是不能成立的，《鬼谷子》并非苏秦所作。
其实，对《鬼谷子》一书应进一步做具体分析，《道藏》本《鬼谷子》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捭阖》《反应》《内楗》《抵巇》等四篇；中卷包括《飞钳》《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等八篇，另有《转丸》《胠乱》两篇早已亡佚；下卷包括《本经阴符七篇》《持枢》《中经》等九篇。
《鬼谷子》
对《鬼谷子》作详细解释的现在学者陈蒲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将《鬼谷子》一书中的文章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上卷的《捭阖》《反应》《内楗》《抵巇》和中卷的《飞钳》《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共十一篇；第二类是《符言》篇；第三类是下卷的文章，包括《本经阴符七篇》《特枢》和《中经》。
鬼谷子（画像）
陈蒲清先生对《鬼谷子》中的各篇文章的来源、类别和文章风格等作了仔细的分析，在他看来，《鬼谷子》中的文章分几类，有先秦鬼谷子的原著，有先秦其他子学书引入的，也有唐等后代的人录入的。陈蒲清先生观点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类的十一篇是先秦《鬼谷子》的原著。理由有以下几条：
其一，司马迁《史记》明确记载苏秦、张仪曾师事于鬼谷先生的事；而且，《太史公自序》还引用了《鬼谷子》的话语“圣人不朽，时变是守”。鬼谷先生有著作传世该是事实。比如，《淮南子》书中多次出现“忤合”一词，而这个词代表《鬼谷子》的主张。
其二，刘向引用鬼谷子的很长一段话语，这很可能是引自《鬼谷子》一书的。刘向的《别录》没有著录，这可能是因为《鬼谷子》被斥为异端而受排抑的。
其三，《鬼谷子》书中的思想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比如，《鬼谷子·抵巇》说：“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以治，则抵而得之。”这种观点公开表明，如果国家已腐败不堪，不可挽救，就可取而代之。这种大胆的观点，只有春秋战国才有可能出现，也才敢于公开宣明。因为春秋战国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想有大作为的大臣取代无能的君王是经常发生的事。战国时的一些著作，如《六韬》等就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连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都说：“如果君王发生过错，贵戚大臣就可以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而君主不听，贵戚大臣就可以取而代之。”（参看《孟子·万章下》）这种“可抵可得”的观点是春秋战国之交时期很活跃的思想。直到战国后期至秦朝专制制度的确立，这种原始人本思想才被批判或制止。
其四，《鬼谷子》书中所反映的现实，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现实。战国时列国纷争，争权夺利，礼坏乐崩，而《鬼谷子·抵巇》篇曾描述：“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这一描述真实反映战国时的现实。战国策士游说四方，寻找能采纳自己主张的君主，而《鬼谷子·忤合》有这样的描述：“古之善于向背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这与战国时策士纵横游说的现实是契合的。到了秦汉，策士就不可能有四处游说的空间。
其五，《鬼谷子》的文风和语言有战国时的特点。对此，清代的大考据学家阮元已经从古音方面作了考证，阮元分析说：“中元读《鬼谷子》，中多韵语。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读巇如呼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托。”（参看阮元《鬼谷子跋》）阮元的观点是：《鬼谷子》中的声训符合上古音，是先秦的著作。其实，民国时的俞棪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鬼谷》文中错简，类多可以古韵校正。”（参看俞棪《鬼谷子新注》）可见，《鬼谷子》中的文章有很多的韵语，符合先秦的韵部，以古韵来读显得更通畅。此外，《鬼谷子》还具有先秦散文自然押韵的特点，像《老子》《庄子》等也经常出现自然押韵，上古时期，靠口耳相传，押韵很重要，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如此。还有，《鬼谷子》用词与句式也与战国时代的作品接近，单词的含义都是先秦的义项，其篇幅与《老子》相近，其局式与《墨子》很相似。这都表明，《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其次，《鬼谷子》第一类《捭阖》等十一篇，主要是鬼谷子本人的著作。
上述分析过，最早录入《鬼谷子》的《隋书·经籍志》明确肯定该书是周世隐士鬼谷子的著作。后来，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期，太常博士尹知章注释过《鬼谷子》，他也肯定该书是鬼谷子本人的著作。（参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只是后来萧梁时的乐壹注释《鬼谷子》时提出了著作权属于苏秦的问题，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沿用此说。
《鬼谷子》为苏秦所著的说法在后来影响很大，但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其一，刘向大段引用过《鬼谷子》的原文，而他并没有说是苏秦的文章，可见他认为该书是鬼谷子所作；其二，萧梁时期，《鬼谷子》与《苏子》并存，阮孝绪的《七录》录过苏秦的书，而乐壹注释了《鬼谷子》，而这两个同时代的人，一个录苏秦的书，一个注《鬼谷子》，说明两书该是并存的；其三，马王堆所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主要是苏秦的著作，但却与《鬼谷子》一书的内容完全不同。可见，乐壹所表达的“苏秦欲神秘其说，故假名鬼谷”的看法，极可能只是乐壹个人的推断，后来却被传得似乎有根有据，这乃是传讹为真的现象。
再次，《符言》篇是从《管子》混入《鬼谷子》的。学术界大多认为《符言》不是《鬼谷子》的著作。《符言》讲为君之道，跟前十一篇讲纵横之术不协调；《符言》的文章结构、语言风格和前面的各篇很不相同，前者并列九方面论述，否则却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论述；《符言》的内容和先秦的其他著作，如《六韬》、《韩非子》等一些篇章大同小异，疑是从另外的书混进《鬼谷子》的。其实，最大的可能是，《符言》篇是从《管子》混入《鬼谷子》的。《符言》与《管子》的《九守》篇基本相同，风格与《管子》的全书风格基本一致，而与《鬼谷子》的其它篇章风格不同；《符言》与《九守》有共同的注者尹知章，这很有可能是《符言》混入《鬼谷子》的原因；《鬼谷子》内篇原来可能只有十三篇，如宋应麟引尹知章《鬼谷子序》就说“此书即授秦、仪者，《捭阖》之术十三篇，《本经》、《持枢》、《中经》三篇。”现存的内篇的十一篇，加上亡佚的《转丸》、《胠乱》，刚好十三篇，可能本来《符言》就不在十三篇之列。后人可能是将
《管子》中的《九守》混入《鬼谷子》。
此外，《鬼谷子》外篇可能是唐人的著作。《道藏》本《鬼谷子》下卷《本经阴符七篇》《特枢》《中经》等九篇，本来就引起了《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的怀疑，而早在唐时的柳宗元就提出过质疑，他在《辨鬼谷子》中提出：“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证。”即是说，阴符七术等是后来出现的，不可考证。可能将下卷阴符等几篇加进《鬼谷子》是从初唐到中唐时期的人，原来《鬼谷子》一书中并没有，柳宗元才会说“晚乃益出”。李善的《昭明文选》所引用《鬼谷子》均来自内篇，没有一处引自外篇的。从初唐到中唐，很多人兴趣甚至信仰鬼谷子的纵横术，就连大诗人李白都跟纵横家赵蕤学过一年的纵横术。诗人陈子昂曾说：“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有燕”。当时，很多人热衷于纵横术，很可能有人在编《鬼谷子》时加进了阴符术等。
而且，外篇的行文风格与内篇完全不同，前者论述时常是多项并列，而后者则围绕中心论题层层展开。还有，最重要的是，内篇5次出现“民”，6次出现“治”，外篇却没有用到这两个字，这极有很可能是避唐太宗和唐高宗之讳。内篇用“圣人”，没出现“真人”，而外篇用“真人”，很可能是唐时信奉道教，所以讲真人。所以，这些都表明，外篇极可能是唐时编入《鬼谷子》的。（参看《鬼谷子详解》，陈蒲清著，第160—164页）
据史*载，对《鬼谷子》的著名注释者主要有：西晋初年的皇甫谧、南朝萧梁的乐壹、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以及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尹知章。而《道藏》本的《鬼谷子注》是珍贵的注本，影响很大，该注本虽不刊注释者姓名，但后代学者多数断定是由陶弘景所注。最早持这一观点的可能是唐朝初年著名的宰相长孙无忌，他在《鬼谷子序》中说：“《隋书·经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乐壹注三卷。”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陶弘景注的说法。南宋官修的《中兴书目》记载：“《鬼谷子》三卷，……一本始末皆东晋陶弘景注；一本《捭阖》、《反应》、《内楗（提手旁）》、《抵巇》四篇，不详何人训释。中下二卷，与弘景所注同。”郑樵《通志·艺文略》说：“《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又三卷，乐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弘景注。”
长孙无忌的说法影响很大，以后很多人沿用这一说法。对于长孙无忌的说法，陈蒲清先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认为，这一说法与《隋书·经籍志》存在着矛盾，《隋书·经籍志》没有提到陶弘景注。而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大臣，曾经任编撰《隋书》的监修，他的《鬼谷子序》为何会与《隋书·经籍志》的观点不同呢？这很可能是后人收录这篇序言时加上去的，是对《鬼谷子》版本的新解释。
清代学者秦恩复极力主张道藏本是陶弘景所注，但他在乾隆五十四年刊本的序言中也承认：“注《鬼谷》者，旧有乐壹、皇甫谧、尹知章三家。……《中兴书目》始列陶弘景注，晁、陈二家继之。” 显然，秦恩复也认为加在长孙无忌《鬼谷子序》中的“梁有陶弘景注三卷”的这段话，不是序言本身的文字。
陈蒲清继续分析说，清代的孙星衍、秦恩复论证道藏本是陶弘景所注，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南宋的《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明代的《读书敏求记》等皆称有陶弘景注。其二，道藏本《持枢》篇的注中有“元亮曰”的说法，而元亮是陶渊明之子，陶渊明是陶弘景的同姓长辈，故陶弘景去姓称字，由此可推断该书乃陶弘景之注本。
不过，道藏本所保留的注，绝不是陶弘景所注。陈蒲清举出了一些论据：其一，《鬼谷子》的古老注本，历代正史记载只有晋代的皇甫谧注本、梁代的乐壹注本、唐代的尹知章注本。《隋书》只列皇甫谧和乐壹两人注，《旧唐书》只说苏秦撰，乐壹注，尹知章注；《新唐书》的观点与《旧唐书》基本相同；《宋史·艺文志》只说“《鬼谷子》三卷”，这些正史都没有提到陶弘景注。
其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了陶弘景的其他著作，却没有提到陶弘景注本，相反，这两书都提到了唐代尹知章为《鬼谷子》作的新注。陶弘景是华阳隐士，生前被称为“山中宰相”，死后谥号“贞白先生”，他有多种著作，《梁书》《南史》都有他的本传，列“隐逸”类，本传介绍了他的活动和著作，但都没有提到他为《鬼谷子》作注。
此外，《隋志》《唐志》《宋志》都在道家类介绍了陶弘景的各种著作，但就是没有提到有《鬼谷子注》。这说明，陶根本就没有这本著作。《中兴书目》在南宋才出现，跟《隋志》《唐志》有矛盾，其所表达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很可能是受上述加在长孙无忌序的那种说法的影响有关。
其三，道藏本收录这篇注解，但却不署注解者的姓名，这就很奇怪，陶弘景隐居修道，是道教的理论家，著有《登真隐诀》等道教著作，在道教中很有声望，如果不否认著者是他，道藏一定会署他的大名的。
其四，《鬼谷子》比较晚收入的各篇，即外篇的文章，陶弘景是不可能注的。清学者已经指出过，柳宗元所讥讽的“晚乃益出七术，怪谬不可考校”，梁时不可能有，齐梁隐居的陶弘景是不可能对之释注。唐人的伪作，陶不可能注。（《鬼谷子详解》，陈蒲清著，第165—167页）
问题在于，道藏本的真正注者到底是谁呢？
首先，不可能是皇甫谧。《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记录过皇甫谧注；道藏本的注者姓名可能是五代时因战乱而遗失了；《太平御览》所引的注文，也和道藏本不同。
其次，也不可能是乐壹。乐壹所注与道藏本的注不同，比如，乐壹的一段注是：“物有自然，事有合离”，而同样这一段，道藏的注是：“此言离合，若乃自然之道”，两条注解，明显不一样。根据推断，道藏本的实际注者，极可能是唐朝的尹知章，尹知章是太常博士、精通六经，并讲授过《周易》《老子》《庄子》等，注释过《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等，注《鬼谷子》是极可能的事。
清乾隆时的举人周广业曾对尹知章注《鬼谷子》作过考证，他在《鬼谷子跋》里说出了几个理由：其一，据《困学纪闻》载，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苏秦、张仪事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复受《转丸》《胠乱》三章。”晁氏则但言序谓此书即授苏秦、张仪者，虽详略有所不同，但皆可证其为尹知章所序。其二，该序出于尹知章，怎么会注不出于尹知章呢？细看其注文，皆有避唐讳，如：以“民”为“人”；以“世”为“代”；以“治”为“理”；以“缧绁”为“缧絏”等等。而其笔法又极像是尹知章的《管子注》，可是，该注本乃是尹注无疑。尹知章生于中宗、睿宗之世，卒于开元六年，故于“隆基”字不复避也。（参看周广业《鬼谷子跋》）
周广业关于避唐讳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道藏本的注者该是尹知章。周广业还举出刘勰作《文心雕龙》时曾明言“《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不可能不见到原文，而博览群书的陶弘景是刘勰的同时代人，如何可能说《转丸》已经亡佚。看来，最有可能的是，《转丸》是隋末大乱中散失，所以尹知章没有看到。
再说，尹知章注过《管子·九守》，而《鬼谷子·符言》和《九守》极为相似，有可能是尹知章既注《管子》又注《鬼谷子》，而后代编者把两个注混在一起。贺知章系绛州翼城人，是唐朝有名的经学家，《旧唐书·儒学下》和《新唐书·儒学中》均有他的传记，尹知章喜好注解古书，道藏本《鬼谷子注》极有可能就是他注的，对于周广业的考证当代人是；应该相信的。《鬼谷子》道藏本流传下来并传得很广，这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