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在文风卑陋的大背景下，对为文自然的肯定与提倡。文学理论中的“自然”，起源甚早，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中已经有关于“自然”的命题存在。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文心雕龙》
“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 《文心雕龙》
刘勰笔下的“自然”，既包含了人性所散发出来的真实情感，也包括了进行文学创作时自然流露、不事雕琢的言辞表达。萧纲在评价谢灵运的诗歌时称
“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
对谢诗的“天然”表示赞赏的同时，又对其未能全然表现出真性情而进行批判。由此可见，其时，“自然”就已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学审美形态。至唐代，文学家亦如南北朝批评家一样， 极力主张为文应出于自然之性情，创作过程也须“自然”。
然至韩愈引领的古文运动确立了构建“文统”的意识之后，“自然”与道统便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也被赋予了“道”的高度和内涵。
西蜀是道教的发源地，道家思想给当地的文人学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到了宋朝，巴蜀地区依然是道教的大本营，巴蜀本土文士，有很多都是“阳儒阴道”。田锡生于洪雅，道家思想自然对田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文学上。
田锡关于“自然”的论述，即是基于唐人的理论，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生发的。他在与友人宋白论文时称：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 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 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
田锡认为，“性”与“情”都是本乎自然的，为文须以自然为尚，性情相合，而不应受常态、定文的桎梏，随性而发，写出来的诗文才会有“声气”。他所指的“为文自然”，不仅是合于人之性情，同时还要顺乎自然规律。
作为一个文学家，田锡有着自己的创作体验，他描述自己文学创作时的切身体会，亦是随心所至，自然而为之：
“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稀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濛，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
很显然，田锡的思想秉承了南北朝以来的“自然”，且与唐人所谓的“自然”不同，他更加关注的是创作过程中的自然随性和语言的平易流畅。
田锡“文法自然”的思想，正是针对五代时期文风的刻意造作而提出的，在当时文坛可谓开一代风气。 同时，田锡自出机杼，主张“诗变于文”。他在《贻陈季和书》中写道：
“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 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迩来文士，颂美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神鬼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
将诗和文的功能区分得很清楚。“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之传统，田锡同样认为诗歌是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因此对诗歌这种“变体”采取的是不同的审美态度和评价标准。为了矫正宋初遗留下来的五代时期过于艳丽华藻的文风，在诗文创作上，他提倡平易清新之风，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他对元白诗歌风格的欣赏。
在赞扬友人诗歌的时候，他往往以元白作比，如称宋白的诗歌“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 吟”，赞陈处士“狂才意度若元白，满笺灵怪如麟凤”，足见他对元白诗风的倾慕。同时，在诗歌创作上，他也有意效仿元白之体，学术界一般将其归入“白体诗人”一类。然而，这并不表示田锡对诗文的审美趣味仅限于一种体式，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五代文风的全盘否定。 首先，对于那些富于才气，出人意表的神来之作，田锡是持支持和赞赏态度的：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 之？”
其次，对于文采斐然、想像丰富的诗歌，他指出其亦有值得称道之处：
“然李贺作歌，二公（韩愈、柳宗 元）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认为李贺之诗新奇诡谲，却受到韩、柳等儒士的赞赏，更加证明了“变态”之诗存在的合理性。对五代时期盛行的宫体诗，他亦采取包容的心态：
“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
田锡的诗赋中亦有此类作品，如《晓莺》：
“春宵已阑更点急，烟柳蒙蒙露花湿。画堂深邃楼阁寒，碧纱窗中月华入。早莺百啭催朝阳，簧言绮语何铿锵。云飞雨散梦初破，闻时满枕梨花香。”
其语言细腻华美，颇有五代绮丽诗风之余韵。由此可见，田锡反对的是五代过于淫艳且于时无补之作，而并非对其全盘否决。然宋初很多文士，对五代文风都是一概持反对态度的。如与田锡同时的柳开，就极其反感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辞华于理”的文章，
“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理华于辞，则有可视” ，
柳开推崇的是“理华于辞”的文章，甚至认为那些过于华美的文章毫无可观之处。其完全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多样性。
田锡之所以有这样不拘一格的见解，和他所生长的蜀地文化是分不开的。后蜀时期，蜀地偏安一隅，生活富庶，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稳定，蜀后主孟昶纵于声乐，喜好浮靡 艳丽的文风，士人争而为之。
广政三年（940 年），尉卫少卿赵崇祚编《花间集》，收录了大量蜀中地区的文人词作品，多以辞采华美为主，对西蜀地区的文学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田锡生于后蜀，前半生都在西蜀度过，其文学审美情趣必然受到这种绮丽文风的熏染。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士，田锡提出了与柳开等人相对立的文学观，他不仅意识到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还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客观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避免了在革除五代诗文之弊的同时走上矫枉过正的道路，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
三、文统与政统五代乱世，儒门淡薄，文士的时事精神亦消失殆尽，其诗文多为应承酬唱或抒发自身情感而作，甚少体现出对时政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