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之后的士人文学创作，对致用功能愈加看重。北宋中期，范仲淹在政治革新的同时，大力提倡文学革 新，主张提高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坛盟主欧阳修更是将田锡“文道并重”的观点加以发扬，提出“我所谓文， 必与道俱”。
其所作之文皆是随性由心，自然而发，简练阔达。曾巩在与王安石的信中云：
“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可知欧阳修的为文之道，便是不要刻意模仿前人，而要以自然取胜。欧阳修以文坛盟主的特殊身份，身体力行地进行古文创作，为革除时文之弊倾尽全力，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由此达到高潮。
田锡的文学创作方法及理论对“三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他所崇尚的诗文创作祖述六经、引史入文，就深深地影响到了苏洵。
苏洵在《史论》篇中即提出“经史互资”的观点。田锡十分强调作文时以“意” 统摄全篇的重要性，苏轼亦以“意”为作文之要。苏轼在与友人讨论作文之法时提到：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 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
苏轼认为作文的关键是“意”，为文之时，首先须立意，然后以“意”统 领全篇，才能够收放自如。这一观点，与田锡所提出的“文以意为主”可谓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苏氏父子同样将“自然”作为创作至文的不二法门。
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就强调“自然”的重要性：
“今夫玉， 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
他认为“刻镂组绣”之类的东西，虽然经过纹饰，但人为创造出来的美终究难以与自然之美相提并论，从而将“自然”作为审美意识中的 最高形态。苏轼同样主张文法自然，他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 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 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有作文之意。”
苏轼认为，有雕琢痕迹的文章皆不能算是好文章，真正的文章应该是听从内心之意，随心所发，感情不能自已，喷薄而出，就如同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一样无存在感而又自然存在一样。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亦称“公（苏轼）之于文，得之于天”。
可见“三苏”不仅倡导“文法自然”，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亦以自然为贵。三苏在北宋文坛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而正是这些基于田锡文学观的传承，极大地丰富了苏氏蜀学的内容。
田锡一生都致力于宋初道统与文统的重建，实无愧于入仕前立志之初心：
“左属忠信之櫜鞬，右执文章之鞭弭，以与韩、柳、元、白相周旋于中原”
在宋初文统的建构上，他以儒道为依归的同时又主张兼容其他文风特色，为北宋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先例。
田锡的文论思想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却对后世的文学观影响颇深。正是田锡等人对北宋文统建设作出的不断努力，终于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进士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
庆历四年，贡举实行了较大的改革，将考验士子时政能力的“策”定为去留的关键，大大提升了士人所作文章的致用功能。在国家层面将文统与政统相结合，可说是对田锡等士大夫努力的最好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