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就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他的父亲周凤仪，秀才出身，因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父亲的赋闲，使得鲁迅先生从小就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对人的荼毒。鲁迅先生认识到了要拯救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可让他们步上孔乙己的后尘，于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想要揭露当时社会对这类人遭遇的麻木，揭露当时的社会中深受科举制影响的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仍在。于是，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诞生。
综上所述，《范进中举》和《孔乙己》，是不同时代的讽刺小说，都揭露科举制度的毒害性。一来，范进和孔乙己，是不同的时代下，相同的科举制度受害者：范进的可悲在于他的精神已经被科举制污染；孔乙己的可悲在于他的性格在科举制度下已经完全变形。二来，《范进中举》和《孔乙己》，体现了不同时代下，相同的科举制度影响下的社会风气：《范进中举》中范进周围的人趋炎附势，表现畸形社会人们对于功名富贵的迷狂；《孔乙己》中孔乙己周围人的冷漠麻木，表现病态社会人们 " 对于下层苦人的凉薄"。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两部作品成书时代背景、作者经历的差异。受了清代和民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以及吴敬梓和鲁迅两位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响，所以，《范进中举》和《孔乙己》相隔两个世纪，才会都对封建社会下科举成风、对人造成荼毒进行揭露，这是不同时代作家的觉醒意识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