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周作人文章不难模仿，未必。知堂用笔沉郁平朴，心机藏得深。学知堂一路文字坊间常见，仿得好的七分像，仿得差的一味学语言、学行文、学腔调，话一往深里说，即露破绽。
先是在书店买来一册《知堂美文》。买那本书，主要因为“美文”二字。期待能从周氏这里读到真正的美文，也就是说，写得最优美的抒情散文。存了这样念头，读那本书，自然没看出特别的意思，《乌篷船》《苦雨》《梅兰竹菊》等文章，看题目应该是抒情美文了，但老老实实还是不动声色。
前几年读过《风雨谈》《泽泻集》《雨天的书》之类，翻过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到底年轻，感觉涩，读不出味道。后来读《亦报随笔》，读懂了，也着迷了。想找齐知堂旧书，民国的嫌贵，买不起，新版的太新，新编新印，纸页间火气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锺叔河先生在岳麓书社牵头出版的那套周作人文集便好，书没出齐，管不了那么多，存得一本是一本。
《亦报随笔》收录有七百多篇文章，炉火纯青，大事写得小巧，小事写得完整，内容无所不有，用几百字打发，态度亲切，到底知堂手笔，气象纵横。
《亦报随笔》是我阅读周作人的破竹之刀，自此之后，一本接一本，先前最不待见的《夜读抄》，也看出味道来了。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夜读抄》达到极致。自此之后，周作人的文章每年都会读一点，不喜欢也不排斥，读了就读了，平平淡淡。年纪渐渐大了，世事慢慢懂了一些，渐渐觉出一些意思来。
有朋友说我的文章有知堂味，大概是说文风的闲适吧。如果是说审美取向上的闲适，梁实秋和明清小品才是真的闲适。以闲适论，周作人不如他的弟子沈启无、俞平伯、废名等人。周作人的闲适不过是行文的手段与写作的态度。
这些年有不少人将周作人和鲁迅做比较。文章高下方面，他俩究竟谁领先？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锺叔河先生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我以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们不相伯仲，都是泼辣淋漓的典型绍兴师爷手笔。中年的时候，应该说鲁迅更胜一筹，思想的精深与人世的洞察，都有超过周作人的地方。
鲁迅终年五十五，周作人寿享比鲁迅多二十几年，扎扎实实多读了二十几年的书，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晚年下笔成文自然有鲁迅不及处。
周作人文章比鲁迅欺生，写得如春绿夏露秋雨寒霜，入了定，岁数不够读不出好。年龄大了，摸得出一些真意，惊觉那样一篇小品一部长篇换不来。知堂好像还不甘心，《立春以前》后记说：“说到文章，实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这即是做作，平常反对韩愈方苞，却还是在小时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尽，不会写自然本色的文章，实是一件恨事。立春之后还未写过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暂时中止，未始非佳，待将来学问有进步时再来试作吧。”
三十岁后，我才悟出自然本色的好，可是一下笔还是偶尔存着技巧。文章千古事，一辈子太短，不着力便好，少些铺排，少些心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章兴许本色些、自然些。
懂得写作的人一看鲁迅的东西，就会肃然起敬，要站起来鞠躬，练到他这样的中文太难。周作人也好，仅仅从文章角度说，追不上其兄。周氏兄弟都有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的一面，但周作人没有鲁迅俏皮，文章也不够放荡。
周作人的文章不好读，作法很老派，很内敛，他把文字写死了，可是他的死里蕴藏了太多信息。周作人下笔呆头呆头，实际上指桑骂槐，风云际会。
说周作人是文章家，锺叔河先生听了一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文章是大事也是余事，关键还是文章背后的深意。鲁迅、周作人的文章比他们的思想更有意味，这意味在于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以后也会有人觉得胡竹峰文章比他的思想更有意味，这意味也是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已经有人这么看了，我心里觉得知己。
鲁迅的声音，铿锵断语，刀砍斧劈，像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以中年人的洞达，驰骋神思，摹尽东方人性之极景，使听者惊悚，让读者铭记。
周作人的文章温文尔雅，浑厚恳切，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气，令听者亲切萦怀，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人会心沉思。从文体上说，鲁迅简练如刀，一刀见血，三拳两脚击倒对手。周作人刚柔如鞭，看起来舒徐自在，鞭力过去，如秋风扫落叶。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山峰，轻描淡写出中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自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其实却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周作人文章老到，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却能引发内心哲思，文字深美闳约，波澜四起，从容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详、家常、世俗，以及有节制地谴责和愉悦地放松。尽管没有鲁迅犀利，没有林语堂幽默，没有废名玄幻，没有郭沫若喷薄。
鲁迅、周作人的出现，给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鲁迅使散文成为一种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他的厚重并不是一味端庄，很多时候以充满人情味的方式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潇洒，尽管偶失偏颇，但不妨碍整体魅力。
鲁迅的文风是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大行其道的一个很好矫正，那种朴实正气，直接传承并推动了中国文学进程。曾经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周氏兄弟常读常新。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原因。
周作人的语言汰尽青春的狂躁与不安，发乎情却止于无情，苦口婆心，颇有些冷眼观螃蟹的意味，不夸饰浮躁，不咄咄逼人，天然朴讷，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稍后的张中行也苦口婆心，这一路文风，絮絮叨叨，很多时候是自说自话，免不了饶舌，喜欢的爱它从容舒缓，不喜欢的厌其拖沓冗长。
周作人早期作品和成名后的文字，都有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与从容，功力显然比年轻一辈的人好。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再到张中行，学识上有往下走的趋势。周作人生于一八八五年，俞平伯生于一九〇〇年，张中行生于一九〇九年，相差了几岁，情况大有不同。一方面江山代有才人出，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
读周作人的文章，感觉不到他有喷薄的才情。论才气，他似乎不如林语堂、郁达夫、俞平伯，甚至不如梁遇春。但周作人的文章要比他们都好，说到底还是读书多，见识弥补了才情的不足。
周作人这个人，骨子里一介书生，要他救国，也是书生救国。投笔从戎之类的事，干不来，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
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说到底，这些都是性格的原因。国家，他也爱的；母亲，他也爱的；但他更爱自己。还有件事，大概也能说明性格。周家有个仆人，暗中揩油，周作人知道后很生气，把仆人叫来，踌躇半天，说要解雇他，岂料此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周作人紧张地走过去，把人家扶起来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周作人的性格，从书法上着手，也挺有意思。即便是最动荡的时代，周作人的手迹也温润冲淡之气回转。我编过一册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录有周作人的抄本，墨迹闲气弥漫，含而不露，落笔很谨慎，收笔也很小心，谈不上潇洒，能见出悲悯之心，不像鲁迅的书法，更多是书写需要，没有法度的制约。
书法可以发声，鲁迅的字说：诸位随意。周作人的字会说：慢慢欣赏。鲁迅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笔写字时，法在心中，怎么写都行，不太在意。周作人也知道自己是大人物，提笔写字时，担心写坏，损了名头。倘或将周作人的手稿与其书法条幅立轴对比，感觉越发明显。
后人说周作人学贯中西，到底还是东风压倒西风，身上太多旧文人的世故。周作人倾慕日本文化，性格沾染有东洋人的纤弱优柔，骂人也是中国旧文人样式和日本古典唯美风格的集合。
才女凌叔华想当作家，要为自己中、英、日三种文字找一位导师，给周作人写了封很热情的信，说在她知道的老师中，除了周作人，别人似乎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叶兆言谈这件事时，说女弟子进步成为情人，成为后妻，是常有的事情。不能说周作人也有这种非分之想，但是他以对方颇有才华为由，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便是书信往来。
在周作人的关照下，凌叔华的一篇小说由《晨报》副刊发表了，文名渐广。再以后，凌和陈源成了夫妻。《语丝》和《现代评论》为女师大风波大打笔墨官司，吵到最后，话越说越难听。凌叔华写信给周作人，希望不要把她给拉扯在里面。周作人回了一封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有些暧昧，有些酸溜溜。不知道周作人私生活上是否严谨，他日本老婆经常和他打架争吵，说周氏兄弟皆多妻（鲁迅于朱安之外有许广平，周建人于芳子之外有王蕴如），尤其怀疑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去日本时有外遇。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写了这么一段话：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周作人对政府执政始终不够热情。这个因素，会不会是他后来落水原因之一呢？周作人人情练达，在文坛友朋无数，可惜不能洞明世事。鲁迅说周作人昏，昏是对世事的糊涂，这是他后来落水的主要原因吧。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当上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斋中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脱去了教授的长袍，穿上狐皮裘衣。
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扬扬得意，让后世喜欢他文字的人尴尬难堪。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有人辩护说周作人受安排，在后方潜伏。有人说他有苦衷，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为他辩护。
周作人作文成功，做人失败。前者是性情使然，后者想必也是性情。周作人的落水，成了现代文坛的大事，痛加鞭笞者有之，辩护校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惜护者有之，鄙视者有之，有人甚至连他的文章也一概否定了。孙犁一九八二年六月给贾平凹散文作序，借机写了这么一段话：
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当然，对文学的高下之分，见仁见智，难有公论。孙犁火气那么大，说到底还是对周作人在日伪政权任职的不屑。关于落水问题，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有人据此说，这是周作人良善的想法，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争辩无益，这一点锺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归人，文归文，认为周作人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据说清算汉奸时，有一个叫张二的人，卖过牛奶给汉奸。审讯人问，你的牛奶为什么要供给敌人用？张二说：“他们是订户，我就卖了。”
“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你这是以物质资敌，知道吗？”
“我怎敢拒绝，又有谁保护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吗？”
“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
有时候想，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周督办，该是何态？看见那个家里有二十多个仆人的弟弟，三天两头进馆子，小孩生日，犒赏仆人就吃了两桌的弟弟，该作何想？看见那个天天像过节一样，穿着缎子袍褂的弟弟，又是什么滋味呢？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报纸上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周作人自视师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盟友，以长者的姿态致信傅斯年，要求作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气颇为强硬。信中有“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大为不快，痛斥：“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周作人于是在日记里写：“见报载傅斯年的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样的小记能见到周作人骨子里的一些小。《亦报随笔》中多有奚落傅斯年处。有一次和锺叔河先生聊天，谈到此事，锺先生说：“那本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好的，但不该骂傅斯年，大可不必，也实不应该。”
冰心的私信纸短意长：“……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传闻颇多。在我看来，也有性格原因。周作人表面温和，内心自负。鲁迅个性太强，他眼里的周作人永远是小弟。周作人读书求学日本，鲁迅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东京，他们一起翻译，文章最后由鲁迅修改一遍，再誊写清楚。回到北京，依然如此，即便周作人去教书，鲁迅也给他誊改讲义。《新青年》上翻译的小说，也经过鲁迅修改才定稿。在家庭上，鲁迅全力帮助周作人。按照周作人这样的性格，长期生活在鲁迅的帮助之下，帮助也就成了束缚。兄弟失和，在所难免。
鲁迅去世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没有亲赴上海，北大法学院礼堂纪念会倒是参加了。第二天，周作人讲解六朝文章，带一本《颜氏家训》走进教室。近一个小时课程，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一响，周作人脸色非常难看，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周作人是有少爷气息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可有人提起过，他不会理财，不会过日子，讲究生活品质，在困难时期，兀自念叨南豆腐之类的吃食。有些食品北京买不到，让香港的学生朋友邮寄，盐煎饼、茶叶、虾、咖喱粉，还有日本小吃。这不单是饿，还有馋。他那个时期的书信，往往笔涉饮食。
一九四九年后，周作人给*写了篇思想汇报，要求继续为人民服务。信写得长，但显然摸不清楚当时风向，到底对世事迟钝。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应该引起重视。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他写了长文《回忆胡适之》，那时候对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周作人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得了多少钱，条理清楚。特别说这些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曲曲折折。那个年代，大陆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一九六六年开始，周作人家里被洗劫一空，长期被罚跪，受批斗，甚至遭皮带抽打。终身都在追求理性精神的读书人面对这样的疯狂，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钱理群《周作人传》有此一笔：“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以便尽快了结此生。”
庄子说寿则多辱，晚年周作人多次引以自况，并制成印章。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时，周作人死了，终年八十二岁。周氏有首《八十自笑诗》，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筵羡老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低头只顾贪游戏，这是墨戏艺戏文戏，人事沉浮世事沉浮，周作人其文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