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闻名于世有两点，一是鲁迅的弟弟，二是汉奸。但是在民国时期，周作人却相当有名，甚至有一段时期比鲁迅名气还大。可惜，却因为性格而“落水”附逆，留下一个让大家不齿的“汉奸文人”名头。
周作人什么性格呢？
高傲，冷，平和，冲淡，不屑于加入什么小团体，永远是冷眼旁观，对别人没有攻击性，但也不喜欢别人来沾染自己。他对待事情“无可无不可”，只希望有一个吃穿不愁的条件，读读书，写写文，不要有什么来打扰他做一个闲适的文人。
可是有人说了，周作人也曾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甚至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呢。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贞操论》，胡适、鲁迅等人撰文应和，一时震动中国思想文化、教育、舆论各界，“贞操问题”成了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毕竟是译作，还无法表达出周作人的“热血”，他随后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人的文学》，受到了同人力捧，被认为是统一了新文学阵营的思想和认识。
受此鼓舞，周作人又连续发表《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文，赫然成为新文学最具权威的理论家，一时风头无俩。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连发重要文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又身在北大，能够与青年直接接触，肯热心帮助青年人，在新文学阵营中名声渐起，可以说此时的声望之隆完全盖过了鲁迅。
其实这些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鲁迅经常拿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的书和杂志给他看，把这些崭新的激烈的东西生生塞进了他的脑袋。
从孩童到青年时期，周作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鲁迅的影子。与鲁迅一样，周作人也曾在三味书屋接受私塾教育，在南京读书，再后来跟着哥哥到日本求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与鲁迅的经历简直一模一样。这一时期，没有哪位老师让他佩服或对他有深刻影响，只有一个人，就是哥哥鲁迅。
虽然受哥哥和环境的影响，周作人也思想积极了几次，但这毕竟不是他的“人设”，他做人的理念也许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定型了。与鲁迅相比，周作人更优雅、更平和、更像文人，但也缺少了鲁迅那样的坚韧、热血，受到一点外界压力更容易妥协。
《每周评论》被查封了，《新青年》编辑部也分裂了，一呼百应的舞台没了，周作人陷入了迷茫。1922年，他在报纸上开了一个“自己的园地”专栏，放弃了为革命冲锋陷阵，承认自己懦弱，转而经营起自己的志趣来。
自此之后，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变了，不再那么浮躁凌厉了，开始崇尚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他所写的小品文，有近千篇之多，大多委婉、平和、温润，意在闲适，自成体系。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这些散文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周作人是思想家，是散文大家，还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可惜，这样一位儒雅的学者，性格中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虽有女师大风潮中的“怒目金刚”，但根子上还是懦弱的。
鲁迅到死也放不下周作人，他对周作人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昏”，怕他在大事上犯糊涂。可惜这一点不幸还是应验了，周作人的懦弱和糊涂，在抗战时期给自己留下了一生的污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蒋梦麟委托看护校产，没有随大队人马南下，为其以后“不得已”附敌埋下了伏笔。
周作人留平，“看护校产”只是其刚好找到的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他留平的真正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忖留学日本多年，又娶了日本老婆，觉得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样。二是多年享受成习惯，怕烦，怕苦，一家子老老少少九口人，路上颠沛流离，餐风露宿，长途跋涉，实在难以忍受。
刚开始，周作人顾及舆论，洁身自好，将自己的室名由“苦茶庵”改为“苦住庵”，打算在敌人的治下苦捱下去。可惜，天不随人愿，时势发展出乎其意料，原想的苦捱难以持续下去。
于是，周作人有了“出山”的打算，他先是参加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一幅穿着长袍马褂的周作人出现在日军与汉奸文人中间的照片见诸报端，一时全国舆论哗然，全国知识界文化界立时响起一片愤怒的声讨。
一见这次的试探反响强烈，周作人又退缩了，他辞去伪满洲大学邀请，谢绝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聘请，拒入东亚文化协会，拒受伪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还多次回绝了日伪方面的宴会、稿约、邀访。
可是，这样一个骨子里懦弱的文人，在生活的逼迫下已经难以辗转腾挪，又怎能指望他忽然高风亮节、视死如归呢？
终究一件事情的发生压垮了他，1939年元旦，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在他的客厅向他连开两枪，所幸只打在铜钮上，然而他早已魂飞魄散，忙不迭接受了日伪下派的几乎所有职务。自此，一代新文学运动领袖沦为奴颜卑骨的汉奸文人。
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多少人物终随雨打风吹去。有时会忍不住替周作人后悔，假如当时随众人南下，他的后半生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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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良不安分，爱自然，爱人生，爱平凡世界；以秃笔，游人世，记斑斓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