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插图，图片来自网络
《九三年》分为三个部分：在海上、在巴黎和在旺代，第三部是核心。这部小说有时被认为情节不够紧凑，跳跃性比较强。但我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脱节感，所以我以为，这种跳跃性并未伤及小说的成就。
小说以“索德莱林子”开篇，以三个孩子的命运为线索：一个贫穷的母亲在孩子父亲死亡之后，带着三个幼小的儿童在战火纷飞中流浪，她的心里只有孩子。红帽子营救下了母子，但是随后这支红帽子营小队就被前贵族布列塔尼亲王朗德纳克侯爵*死。母亲侥幸未死，她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已经被革命的共和军逼得逃出所困守城堡的朗德纳克侯爵天良发现，返回城堡，亲手救出三个孩子后被擒。
国内出版的《九三年》连环画
这部小说中最令人触动的，除了这个略显愚昧的妇女对自己子女深厚的感情（因其深厚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朗德纳克侯爵在小说中是一个矛盾而具有悲剧感的人物。他身上不仅仅有冷漠和残暴（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这么一个凶残的角色），但偏偏雨果也赋予了他高尚的人格，这两种本应水火不容的品性却在朗德纳克侯爵身上圆融无间。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矛盾性体现于：
首先，这篇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分量很重，有一些篇幅很长、刹不住车的对话，我感到起到了“文眼”的作用。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冗长的对话是“说教”，影响了阅读体验，是小说中的“瑕疵”，但是朗德纳克侯爵最先给读者建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在小艇上面对水手时的那段冗长的说教：“在这场魔鬼反对上帝的斗争中，你站到魔鬼一边去了。你哥哥是魔鬼的头一个帮凶，你是第二个。”（第67页）。朗德纳克侯爵的这些长篇大论表现出对旧秩序的统统接受与坚定维持，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秩序“殉道者”的遗言。
其次，朗德纳克侯爵在登陆之后立刻获得了农民们的支持，很快纠集起五十万农民军。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思维，我们会感到奇怪，作为压迫者的朗德纳克侯爵居然获得了被压迫者的效忠？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国革命，是资本主义力量向封建残余势力的攻击，体现先进性的是城市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而农民们则意味着对封建统治秩序的盲目支持。
最后，朗德纳克侯爵的彻底倒台，是因为他不忍孩子母亲的哭嚎，而从地道中返回救下了她的三个孩子，这多少是人性的体现。雨果并不想把贵族军的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塑造成一个血淋淋的邪恶人物，反而使他坚定、冷静、英勇，这一方面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共和军和保王党之间斗争的激烈——保王党领袖竟然是一个如此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使小说更加具有悲剧意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年》封面
第二，反而是作为正面歌颂人物的西穆尔登和郭文，其形象令人感到过于拔高，不够生动。大约天下的英雄都有些让作家难以着笔，实在太光辉，不忍心涂抹上黑色的油彩。小说似乎在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不意味着这个革命本身是错误的，而是一些不够正派、不够杰出的人成为了权力和地位中心。
西穆尔登和郭文的死，是萦绕在旧关系中的道德和支撑着新政权的纪律发生了冲突的结果。因为共和派的杰出领袖郭文正是朗德纳克侯爵的侄子，他不忍放弃亲人之情，而西穆尔登是郭文年轻时的老师，他出于法律而必须处死自己最优秀的学生郭文，出于悲痛而自戕。他们以其死斩断了了新秩序中与旧世界在肉体和精神上的联系，完成了对旧世界的全面割裂。因此西穆尔登和郭文之死，颇有清算新秩序中所有旧残留的意义，这是在革命前期的一次神圣的殉道。
相比于旧秩序的殉道者朗德纳克侯爵，西穆尔登和郭文在旧势力的强大反扑以及新政权的混乱动荡之下走向死亡，这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悲剧的认识：悲剧性冲突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革命大潮席卷”“千千万万民众拥护”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出现的。在《九三年》里，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王党，都不具有掌控全局的力量。他们的缠斗延长了战争的血腥痛苦，也使社会和思想面貌呈现出无序的面貌。在《九三年》中的普通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所求的只是安稳地生活，就像理发店招牌上说的：“本店为教士刮脸，为贵族梳头，为第三等级化妆”。但是，在紧张对立的战争状态下这种生活可能实现吗？战争都是血腥而漫长的，一旦开始，就难以结束。
雨果的《九三年》，其实并没有写完，它还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需要每一位读者去思考和叹息：
朗德纳克侯爵被郭文偷偷放走之后，惯于游击战又有强大煽动性的他，还将给旺代带来多少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