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在道德上的思考，诞生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张呈现出内在一致性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把理论的落脚点置于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然而，近年来这种个人自由的主张在面对时代的复杂变化时逐渐暴露出内在的缺陷，这促使我们回到马克思和阿多诺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
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存在，亦即人是处于历史现实中的实践的个人。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并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展开和发展的。实践不只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环节，在马克思这里，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基于分工的差异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结构。基于这种社会关系结构，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进而把社会理解为现实具体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后，发现社会一方面是个人基于分工而形成的相互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普遍之物”。这种“普遍之物”就是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所以社会也被理解为总体性的。
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时代后发现，个人利益与社会的普遍性利益总是对立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表现为一种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以商品的生产、交换等为表象，但这种表象背后是剥削和压迫，以及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和裹挟。概言之，资本逻辑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进而导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一方面，资本关系下的自由始终是受限的，个人的生活和自身状态都受到他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否定是个人实现自由的必然条件，个人只有否定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才能打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马克思通过“否定性”的辩证法阐发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总是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同时，个人自由的实现需要以否定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不能通过个人单独实现，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依靠发达的生产力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实现。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否定和对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构建。所以，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自由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
人与社会处于中介性之中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把阿多诺的思想解读为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进而割裂了阿多诺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关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这种主观的割裂并不成立。阿多诺受马克思的影响，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并且在商品交换等维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同时，阿多诺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一些非自愿的事情，这些都是因为社会和自然对人产生制约的结果。这种制约使得人感觉到痛苦，并试图摆脱这种制约，进而人成为了主体。具体而言，阿多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思想。
第一，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否定性和同一性的方法，提出了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思辨方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同一性关系，而是互相尊重对方差异的非同一性关系。第二，研究立场的继承与发展。阿多诺在《理论与实践的旁注》中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理论并不是指主体，实践也不是指客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阿多诺认为，社会并不仅意指被实践的客体，因为把社会看作实践客体就意味着对社会存在贬低与征服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至上原则导致的，因为这种原则会导致对社会客观内容的忽视，因此阿多诺提出“客体优先性”原则，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而是互为“中介”的关系。第三，研究内容的继承与发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阿多诺，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批判主要指向了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异化劳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关注的是理性逻辑对自然的控制，因而并未进一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文化、艺术等展开批判。阿多诺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理性所代表的精神层面和文化领域。在阿多诺看来，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不仅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也在精神、心理、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因此，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阿多诺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一种“中介性”的关系。阿多诺基于“中介”的辩证思想跳出了传统的同一性逻辑，上升到一种非同一性逻辑。因为事物本身与认识主体、社会与个人之间都是非同一性的，作为非同一物的社会并不是主体通过实践直接与之相统一，也不是所谓的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对社会进行否定之后获得的统一，而是通过中介来获得二者的统一。在阿多诺看来，客体虽然只能通过主体来思考，但它总是某种与主体相对的、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其本性上先在地也是客体。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的意义却不包含其成为主体。客体尽管只能通过主体来显现自身，但它毕竟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物，因此需要以中介把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
因此，阿多诺指出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二者不可能直接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统一在阿多诺看来只是主观的理论假定。阿多诺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被中介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个人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能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社会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被个人中介出来的社会；个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被社会中介了的个人。换言之，只有在相互的中介关系中，个人和社会才能够成为自身。因而，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只有在这种相互的中介关系中才有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在发展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一些观点有悖于马克思。马克思相信人类有着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以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病，进而认为无产阶级最终会掌握理性的力量，进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阿多诺对启蒙精神持批判态度，也就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景，从而陷入了悲观主义。正因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使得他的理论没有直接面对现实世界，而只针对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思维，提出了非同一性的文化批判方式。因此阿多诺只是在解释世界，而未能改变社会现实。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与当代西方规范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20QT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士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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