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
内容提要
阿拉伯国家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汇的战略要地，扼守世界能源和贸易通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在中阿合作论坛等平台和多项机制的保障下，中阿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宽。虽然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但各国政治安全形势和社会发展程度不一，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因此投资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基于投资环境理论及影响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以机会、制度、风险为要素构建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指标体系，通过计算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指数，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进行量化分析，并对影响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中国企业赴阿投资、选择投资目的地提供依据。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
作者简介
文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吴昊，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教授
正文
图片来源：Bobby Yip/Reuters
阿拉伯国家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是连接三大洲的交通枢纽，海岸线绵长，拥有发展贸易的天然优势，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与合作伙伴。位于埃及域内的苏伊士运河为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国际海运航道，为世界七大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每年海运量约占世界海运量的14%左右，全球贸易的8%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截至2019年底，阿拉伯国家已探明石油储量1,000亿吨，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42.9%。2019年阿拉伯国家石油日产量达到3,378.6万桶，占全球石油日产量的35.5%。截至2019年底，阿拉伯国家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51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25.7%，2019年阿拉伯国家天然气总产量为6,016亿立方米，占全球2019年天然气总产量的15.1%。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最大原油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1.57亿吨，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37.8%；中国从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中国进口总量的19%。
中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国高度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涵盖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自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其框架下的多项机制有序运行。截至2020年4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已举办了8届部长级会议、16次高官会，并召开了5次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其他合作机制有序运行。中阿合作论坛硕果累累，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2014 年6月，中国**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 2 3”中阿合作新格局。以此为契机，中阿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正式拉开帷幕。截至2019年4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及12个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7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还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签署《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开创同地区组织签署此类合作文件的先河。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适逢阿拉伯国家走出“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困境、亟需发展国内经济并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节点。阿拉伯国家无论是产油国还是非产油国普遍意识到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多个阿拉伯国家推出致力于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多样化的国策或战略，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等国推出了“2030愿景”，约旦推出“2025愿景”，阿尔及利亚推出“2035愿景”。阿拉伯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一带一路”合作成为中阿双方互惠共赢、务实合作的历史新机遇。
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目的地。投资领域包括能源开采和贸易等传统合作领域，房建、轨道交通、能源开发、港口、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工业制造、通信、金融、新能源、电子科技、航天科技等高新科技领域。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非金融直接投资额达295亿美元，占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31.9%。2019年，中国对阿全行业直接投资14.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25亿美元，同比下降8.7%，完成营业额305亿美元，同比增长9.8%。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存量不断提升，投资领域不断拓宽。而阿拉伯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投资环境差异甚大。因此，有必要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对影响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的关键要素展开探讨，以期对中国企业选择阿拉伯国家投资目的地提供参考，以投资促合作，深化中阿“一带一路”合作。
一、投资环境的内涵与评估方法
投资环境（investment environment）的提法直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投资环境研究更多在用商业环境（business environment）或可行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来表达，或者以具体的投资环境构成因素代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将投资环境定义为“当前和预期的能够影响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政策、制度和行为环境”。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包括以下三类因素：一是宏观经济或国别因素，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政治稳定性等；二是治理和制度因素，如官僚主义、金融和法律体系等；三是生产类投资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如运输条件、电力供应、通信设施等。世界银行2015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则从政府政策与投资环境互动视角出发，认为投资环境是“能够形成企业投资机会和激励，创造就业和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系列与具体地域有关因素的集合”，“政府政策和行为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成本、风险和竞争障碍从而对投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投资环境为一国投资者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面对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包括自然、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科技方面的因素。
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包含的内容和因素的多寡来划分，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狭义的投资环境和广义的投资环境。狭义的投资环境是指投资的经济环境，即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外汇管制和货币稳定状况等；广义的投资环境除经济环境外，还包括自然、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等对投资可能发生影响的所有外部因素。依据各种环境因素所具有的物质和非物质性，投资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其中，硬环境是指能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外部物质条件，如能源供应、交通和通讯、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生活服务设施等；软环境则是指能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贸易与关税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外资政策、经济法规、经济管理水平、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等。依据各种因素的稳定性，国际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可分为三类，即自然因素、人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等；人为自然因素包括实际增长率、经济结构、劳动生产率等；人为因素则包括开放进程、投资刺激、政策连续性等。综合来看，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对投资有正面促进作用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保障制度，以及对投资具有负面影响的投资风险。机会、制度、风险三大要素共同决定了东道国的综合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投资决策以及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因此，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有必要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估。投资环境评估大多是将投资环境的各类影响因素分解为若干具体指标，然后进行定性或者量化分析。早期的投资环境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投资障碍分析法、国别冷热比较法、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加权等级评分法、抽样评估法和体制评估法等。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估方法包括投资障碍分析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投资障碍分析法依据潜在的阻碍国际投资运行因素的多寡与程度来评价投资环境优劣；国别冷热比较法又称冷热国对比分析法或冷热法，由美国学者伊西·利特瓦克和彼得·拜延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以“冷”“热”因素表示投资环境优劣。热因素多的国家为热国，其投资环境优良；反之，冷因素多的国家为冷国，其投资环境较差。抽样评估法是对东道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从而了解外商企业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一般看法。体制评估法由香港中文大学闵建蜀教授于1987年提出，基于对稳定性、灵活性、经济性、公平性和安全性五项指标的评价，着重分析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对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和财务风险可能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评估方法包括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加权等级评分法。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色夫于1969年提出。该评分法首先对影响国际投资环境的八项关键因素依据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程度的不同而确定其不同的等级分数，再按每一个因素中的有利或不利的程度进行评级，最后对各因素的等级得分进行加总，从而对投资环境进行总体评价，总分越高投资环境越好，越低则投资环境越差；加权等级评分法是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的升华，由美国学者威廉·戴姆赞于1972年提出。该评分法首先对各个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列，并给出相应的重要性权数，再根据各环境因素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或有利影响的程度进行评级，然后将各个环境因素的等级评分得分乘上相应的重要性权数，最后进行加总对综合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除以上投资环境评价方法外，世界银行于21世纪初启动的“营商环境评估项目”（Doing Business Project），侧重于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要素的量化评估，其评估数据主要来自律师和法官等专家打分，权威性较高，是目前评判东道国投资环境的重要依据之一。首份《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于2003年，现已更新到《营商环境报告2020》，该报告主要从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获取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10个领域应用量化指数分析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
以上投资环境评估方法所设定的评估要素和评估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对投资机会、制度保障以及投资风险三个投资环境基本要素之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进行分析。评估方式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或者量化分析，但很少有将定性和量化分析相结合对投资机会、制度和投资风险的综合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投资机会、投资制度与投资风险综合分析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
二、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指标体系与指数构建
如前所述，投资环境是投资者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面对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东道国的投资机会、投资制度、投资风险三大要素共同影响和决定了企业海外投资决策。因此，投资阿拉伯国家时需对其投资机会、投资风险和制度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本文以“机会—风险—制度”框架为基础构建阿拉伯国家综合投资环境指标体系（见表1）。阿拉伯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支柱产业、开放水平共同决定了其投资机会的大小。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判断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可用来反映阿拉伯国家的市场规模，GDP增长率则显示了其经济增长潜力，人均GDP反映其消费水平，城镇化水平则常以城市人口比重来衡量，这四个指标共同构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整体投资机会。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丰富，石油行业为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支柱型产业。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近年来认识到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接连推出发展多元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愿景，对发展制造业愈发重视。因此，石油行业和非石油行业共同组成了阿拉伯国家的行业机会，可分别以石油对GDP的贡献比例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行衡量。开放水平主要涉及贸易开放水平和投资开放水平，可分别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和双向资本流动流量之和占GDP比重进行衡量。制度水平以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企业在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获取电力等10个环节得到的制度保障程度来衡量。投资风险主要来自财政金融稳定性和政治与政策稳定性两个方面。财政金融稳定性由公共债务风险、外债风险、金融风险、外债偿还能力四个方面构成，分别用公共债务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外债占GNI比重、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来衡量。政治和政策稳定性由政局与双边关系稳定性和政策法规稳定性两个方面构成，以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对应的指标数据衡量。
表1 阿拉伯国家综合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斜杠处表示数据缺失。
为更直观地比较阿拉伯国家综合投资环境，本文将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指标体系中的各级指标指数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指数，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将三级指标统一转换为0～100的指数。具体转换公式如下：
其中，和分别为对应三级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X为待转换的某东道国的三级指标，I为转换得到的0～100指数。
然后，将三级指标指数算术平均得到二级指标指数，再进一步按一定权重加权平均得到一级指标指数。阿拉伯国家自2010年发生中东剧变以来成为全球地缘政治“风暴”中心，政权更迭频繁，时至今日仍有国家处在战乱之中，亦有国家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因此，政治和政策风险是中国企业决定是否赴阿投资的主要考量因素，故赋予该二级指标权重0.7，财政金融风险影响则相对较小，赋予权重0.3。除此之外，其他二级指标均赋予相同的权重。
最后，按企业投资偏好不同对投资机会、投资制度、投资风险三项指标设定权重，加权平均得到阿拉伯国家综合投资环境指数。投资企业可按投资偏好不同分为标准型、开拓型和稳健型三种类型。其中，标准型企业投资时会对投资机会、营商环境、投资风险三个要素进行综合考量，开拓型企业对投资机会更为看重，投资风险为次要考虑因素，稳健型企业则相反，对投资风险相对敏感，投资风险在一定可控范围内才会考虑投资机会。因此，标准型企业投资机会、营商环境、投资风险各占三分之一权重，开拓型企业投资机会、营商环境、投资风险权重分别为0.5、0.3和0.2，稳健型企业投资机会、营商环境、投资风险权重分别为0.2、0.3和0.5（见表2）。
表2 三类企业一级指标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