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根据二级指标指数按企业投资偏好赋予不同权重计算整理。
对于标准型企业来说，阿联酋（74.88）、阿曼（62.49）、沙特阿拉伯（60.32）的综合指数均高于60，投资环境相对较为优秀，可以作为标准型企业投资阿拉伯地区的首选目的地。卡塔尔（59.52）、科威特（58.23）、摩洛哥（56.59）、巴林（55.97）、阿尔及利亚（54.43）、约旦（54.17）和突尼斯（52.38）等属于优良投资环境类别，尽管整体上投资环境不如优秀类，但仍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也可以成为标准型企业投资阿拉伯地区的候选目的地。综合指数低于40的不少阿拉伯国家投资机会少、营商环境差、投资风险高，标准型企业面对此类国家时需要审慎决策，并注意规避各种风险。投资环境中等的阿拉伯国家主要包括毛里塔尼亚（46.28）、黎巴嫩（45.92）、埃及（44.53）和吉布提（43.85）等。投资环境较差的阿拉伯国家主要包括科摩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索马里等。
与标准型企业不同，开拓型企业更看重市场规模、增长潜力、消费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投资机会因素，视投资风险为次要考虑因素。对于开拓型企业来说，投资环境优秀的阿拉伯国家包括阿联酋（70.64）和阿曼（62.30）；投资环境优良的国家包括科威特（57.25）、沙特阿拉伯（55.73）、卡塔尔（55.30）、巴林（51.73）和摩洛哥（50.59）；中等投资环境的阿拉伯国家有阿尔及利亚（49.65）、约旦（48.49）、突尼斯（47.92）、毛里塔尼亚（42.40）、黎巴嫩（41.99）和埃及（41.05）；投资环境较差的国家包括吉布提、利比亚、伊拉克、科摩罗、苏丹、也门、叙利亚和索马里等八国。
与标准型企业相比，稳健型企业更加偏爱政局与政策稳定性、财政金融稳定性较高的国家，注重对投资风险因素的规避。对于稳健型企业来说，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包括阿联酋（77.13）、沙特阿拉伯（64.19）、卡塔尔（62.15）和阿曼（60.83）。投资环境优良的阿拉伯国家有摩洛哥（59.92）、阿尔及利亚（59.15）、约旦（58.90）、科威特（58.08）、巴林（57.62）、突尼斯（54.10）和吉布提（50.57）。投资环境中等的阿拉伯国家包括毛里塔尼亚（49.06）、黎巴嫩（48.14）、科摩罗（47.10）、埃及（45.84）和苏丹（41.68）。投资环境较差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
综上，阿联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投资环境最佳，是标准型企业、开拓型企业、稳健型企业赴阿投资地首选目的地。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索马里等国家对于标准型企业、开拓型企业、稳健型企业均为投资环境较差的国家，须在充分考察当地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谨慎投资。除此之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可根据企业类型选择投资目的地。
四、投资环境视角下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各领域务实合作，中阿贸易、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中国在阿工程承包不断提升。2018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达到2,443亿美元，同比增长28%，中国自阿进口1,394亿美元，对阿出口1,049亿美元。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356亿美元，同比增长9%，完成营业额278亿美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全行业直接投资12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1,267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中国自阿进口699亿美元，对阿出口56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57亿美元，同比增长3%，完成营业额119亿美元，同比下降5%，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全行业直接投资达到9亿美元。对阿投资已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抓手，但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削弱了阿方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制度保障，加剧了投资风险，恶化了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不利于中方进一步扩大对阿投资，对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成挑战。
在政治层面，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政治格局*，地区格局冷战化、复杂化趋势明显，使得阿拉伯国家投资风险激增。自2001年“9·11”事件爆发至2019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等国反恐战争中的支出费用总计高达6.4万亿美元。美国花费巨资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并未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和民主，却致使多国陷入战乱、大量平民死亡、人道主义危机肆虐，众多阿拉伯国家接连陷入政治动荡，美国在中东充当“世界警察”的成本不断提升。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剿灭后美国开始进一步战略收缩，逐步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撤军，无意在地区战争中投入更多物力、兵力。这使得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秩序逐步瓦解，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强国竞相填补权力真空，并形成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伊朗两大对立阵营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展开激烈角逐的局面，地区格局冷战化。同时，以海合会为代表的地区传统政治经济联盟内部矛盾严重，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肆虐，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影响下，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阿拉伯国家各自亦面临复杂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2017年，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为巩固其领导权发动反腐行动，国家内部政治斗争仍未平息。2019年，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均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国家*均被迫下台。统治阿曼50年之久的苏丹卡布斯去世，新苏丹接任，阿曼未来政治局势发展仍有待观察。科威特、阿联酋亦面临王位继承问题。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转换，阿拉伯国家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投资风险持续走高，对中阿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构成挑战。
在经济层面，阿拉伯国家多为地租型国家，即“长期获取大量租金的国家”，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矿产、旅游、物流、金融等产业，制造业羸弱，陷入“资源诅咒”，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多元化手段有限，限制了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机会。2016年，阿拉伯国家主要产油国燃料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重依次为伊拉克（99.986%）、阿尔及利亚（94.0%）、科威特（92.8%）、卡塔尔（91.8%）、沙特阿拉伯（77.4%）、阿曼（75.1%）和阿联酋（35.1%），2017年其石油租金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伊拉克（37.8%）、利比亚（37.3%）、科威特（36.7%）、沙特阿拉伯（23.1%）、阿曼（14.2%）、卡塔尔（14.2%）、阿联酋（13.1%）和阿尔及利亚（12.3%）。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油气出口深度绑定，受页岩油开采技术成熟以及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低迷影响，产油国面临能源技术革命引发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国际油价下降带来的周期性危机。非产油国通常也依赖于矿产出口、旅游、侨汇等具有地租性特征的收入，并通过官方援助和侨汇方式间接获得海湾产油国的石油租金，成为“准地租国家”。阿拉伯国家直接或间接受到石油租金的影响，其工业制成品大量依靠国外进口，致使其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普遍意识到经济多样性的重要性，均推出致力于经济多样化的宏图愿景，但其经济多样化仍仰仗于石油租金提供资金来源，且经济多样化措施单一，只能借助自身地理优势发展旅游、物流等产业，对非石油行业的工业技术发展仍力有不逮。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地租型经济模式严重拉低了阿拉伯国家非石油行业机会，限制了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化空间，不利于中阿 “一带一路”合作从传统油气领域向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进一步拓宽和延伸。
在社会民生层面，高失业率对阿拉伯国家社会和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进一步抬升阿拉伯国家投资风险。阿拉伯国家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且人口构成又相对年轻的地区，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诱因之一， 2010年阿拉伯国家青年平均失业率为23.0%。“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青年人失业率一路走高，至2016年升至26.7%，2019年仍高达26.1%，远高于12.8%的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失业的安全警戒线为4%，失业率的上升会增加犯罪率和自*率。同时，青年是示威游行活动的主力军，给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地缘政治形势紧张是导致工作机会锐减的主要原因，女性就业率低则是致使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高的重要因素。但究其根本，阿拉伯国家工业化水平低和其地租经济模式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导致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海湾产油国为能源技术革命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和国际油价低迷导致的周期性危机所困，财政压力巨大，石油租金难以维系其高福利社会的运转，故而推出劳工本地化政策，限制外籍劳工在私营部门的就业比例，提升本国人在私营部门的就业，以缓解外籍劳工对本国人的就业挤压，释放其财政压力。但本国人更倾向于就职于公共部门，以便于获得更好的薪资、社会保障、社会地位。从根本上讲，海湾国家的“食利”属性和丰厚的社会福利客观上限制了民众在私营部门就业，劳工本地化效果有限。同时，海湾国家存在大量阿拉伯非产油国外籍劳工，劳工本地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产油国就业压力，进一步抬升了非产油国的失业率。高失业率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通过工业化改变阿拉伯国家地租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从而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为中阿“一带一路”合作营造安全的投资环境。
五、结语
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这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而言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性变革时期。阿拉伯国家目前处在中东格局和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震荡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增加了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风险，削弱了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保障，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投资环境。改善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经济多样化调整经济结构，但囿于其自身工业化水平薄弱，经济多样化手段单一，阿拉伯国家只能依托其自身地理和资源优势发展物流、旅游、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可以说摆脱“地租经济”的结构性桎梏，发展基础工业和经济多元化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不二选择。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当前中国处在从资源和人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发展高端产业、突破西方技术垄断。“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多元化愿景的对接对中阿双方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诉求，对双方扩大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改善投资环境具有巨大促进作用。中阿双方应秉持中阿合作论坛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推进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 2 3”中阿“一带一路”合作格局，优化投资环境，以投资促合作，以合作助投资，形成投资与合作的有效互动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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