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邵宇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9月）上的发言
我的判断和钟正生博士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目前的构成里内生的部分实际是在增强的，这也导致政策的观察和刺激部分实际是在下降的。看数据，消费总量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消费分层也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上层消费是在不断增加的，像奢侈品消费、免税商品的消费。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我在上海，每天开车路过的奢侈品商店都排着长队，非常简单，你不能去香港买，只能在国内买旗舰店的一些商品，它们可能贵，但需求还是挺强烈的，这可能是由于现在疫情所带来的分化财富效应。有一次我坐飞机去海南回来，飞机里有1/3的人没赶上。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误机？后来才明白，都在免税店等着退税，海南现在退税是10万，也就是很多人奢侈品买了很多。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可能理解不一定对，我认为这就是双循环的概念，这个需求是有的，也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以前需求是去国外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回来，现在一方面交通不便，出不去，另一方面海南的免税额在增加，也就是说交易成本在国内更少的话，大家需求的循环或者以内需为主来拉动全球资源配置的动力还是很强劲的，所以，我认为它是内生的。
再看进出口，按照WTO的预测，今年全球的贸易额要萎缩30%左右，中国上个季度的数据反倒还有正增长，大家觉得没法想象。实际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供应链是相对比较完整的，除了人员交流的口子相对比较紧凑以外，我们其他的供应链均保持相对的完整性。本来大家的订单要转出中国到海外去做，后来发现海外因为疫情严重，停顿和机会成本更高，所以就不移出来，这一点也佐证了刚才钟博士说的一点，为什么美商会在调查之后不愿意撤出中国，在中国愿意做更多的投资或产能释放的企业反而增加，很简单，哪里都有疫情，相比而言，我们这里管控更优质，且具有供应链的完整性，这块肯定是内生有机的增长。
这也提示我们，理想的情况，未来这些厂商会考虑“C 1”的贸易结构，“C”代表中国，“1”是再找一个备胎，这个备胎是个近岸的设置，比如为欧洲市场生产就在东欧布置一个产能；为美国和北美生产就在墨西哥布置一个产能。当时我们认为会布置“C 1”的情况，但后来发现“C 1”也不太可行，因为所有的国家只要对美国有比较大的贸易盈余，美国都会抨击，比如说越南，很多人把厂子转到越南，美国就提出越南操纵汇率，因为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是大幅增加的，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认为被占了便宜，你跑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除非布置在美国国内。
所以，我们当时比较担心的“C 1”的结果可能正在向“A-1”来调整，“A”当然代表美国America，如果你的终端市场在美国，那就不需搬来搬去，不需“C 1”了，就在美国老老实实搞产业链，搞上下游。其他的地方还可以跟原来一样布局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或供应链，这是我们在最悲观的情况和最乐观的情况之间寻找到的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这应该对我们进出口这驾马车也是有所帮助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现在谈到中欧之间的BIT，按照去年、前年的议程，今年年底中欧的BIT应该是有雏形的，RECP应该是全面通过的，但现在有问题，RECP要减1，即减印度。能够在中欧和BIT、RECP之间取得类似“三零”的效果，这是未来的方向。我们要做“双循环”，国内为主的大循环肯定有很多东西进到这里来，包括要素、商品、技术。所以，需要主动放低这个门槛。
比如服务业的投资，后续会讲固定投资和产能投资，最近我和学校的老师们有很多的交流，他说现在的学生很多原本是要留学的，但现在都出不去了，特别是名校MBA生源特别好；本来在海外注册的一些留学生也无法出去，只好用国内的大学和海外大学进行积分转换或连任，也即高校联盟，在国内上不管线下课、线上课，这个积分用以冲抵原来这个学生在海外大学的学分，基本上是留学生把钱交给国外学校，国外学校再付国内的学校相应的成本，这其实就是教育的输出或回流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海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服务业资源能够进入国内进行更多市场发掘，那也起到了类似于进口或内循环的作用，但又借助了全球大循环的优质资源，那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属于服务业投资，也是开放的下一步重要的进程。
比较传统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刚才钟博士也提到了一点，我也很赞成，也即布局，现在我们很牛的房地产商，他们当年开发的主力也是郊区大盘，比如万科，因为城内的房子，像北上广深，每块地产出是很大的，但各方面的利益纠葛很难处理，所以一般是开发城乡结合部。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模式再推进一点，因为以前的城乡结合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的中心区或外延区，例如万科花园等现在都很繁华。
再扩展一步，已经解决了6亿人在城市里生活的问题，未来4亿人要通过深度城市化让他们能够落户，因此城市群结合区域的郊区大盘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投资重点。所以，房地产商的商业可持续利润以及金融机构利差之间微妙的平衡，为接近4亿人提供可负担、体面的住房是未来深度城市化应有之意和建设的高峰，在此基础上要做大量的配套，我最近在密集调研长三角两个重要的区域，一是一体化示范区，2300平方公里；二是临港800平方公里，这两个地方加起来相当于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城市面积的一半，这里要进入多少人口？现在人还很少，特别是临港800平方公里，只有几十万人，每年可能要进入20-30万人，这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可负担住宅的投资、产能投资一定会形成新的高潮，这种增长在优化结构上一定是更加有机、双向的，所以短期来看效应是很明显的。二季度增长率是3%，三季度回弹，政策力度会下降，到6%没有问题，且四季度到6%也没问题，今年拉平来看是在2.5%。我们做投资既看相对收益也看绝对收益，从绝对收益来看2.5%是历史新低，但从相对收益来看已经超出全球平均增速，达到历史新高，全球大约-5%，我们即便 2%也领先7个点；前年我们是6.8%，全球大概在2.5%，只领先百分之四点几。我们要利用这个优势，全力开放和重点优化，可能在明年会达到8%或更高的增长，未来中期来看“十四五”可能达到4.5%的增长，对目前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周期性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中长期结构性下滑因素，应对政策就是中期和短期，短期政策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我们的总体政策相对是有节制的，对其他经济体我们也并未把弹药打光。之所以说这个空间，是因为虽然我们有潜在增速，我们没有设经济增长和KPI，现在整个货币和财政政策都进入观望的状态。当然，财政政策，因为年底定的基数，它就是支出的时间顺序和快慢的问题；货币政策就明显在观察期，会不会继续进一步加大，这可能还取决于疫情在冬季会不会有所反复，我们研发出了有效疫苗和药物之后会不会大尺度开放全球往来，如果开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政策储备或做好加大力度的准备。
更主要的是中长期政策，我们聚焦在“十四五”的框架，对“十四五”增速的规划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相对而言也是一个平常心，这是一个难得的窗口，大家产生了共识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结构性改革的东西确实很多，像民营企业的问题、城市型发展的问题、要素市场向周围全面开放和对外开放的问题，大家都已经看到，同时也在形成一些政策，怎样把这些政策落实或者真正变成一个可操作性的蓝本或手册可能更加有效，而不是在一个变形的过程中，或只是做政策的博弈。
在内外双循环和供给侧政策下，药方基本都有了，只是加大哪一副政策结构性推动力度，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在土地和户籍，也即解放要素上，当然还有技术创新。因为现在传统的要素力量并没有全部释放掉，比如人口劳动力红利，我们也做过测算，一个农民工一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是9-10个月，其余时间需要回家，一生大概有9-10年在城市工作，但大家现在去看建筑工地上这些劳动的工人，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老了，并没有年轻的人口补充。
我想说一点，给这些工人提供体面的公共服务或居住场所，他们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一年中能提供更多有效的劳动供给。我们都知道，转型的核心是人口红利能够生成供给红利，这样的话他们自然就会有在城市居住的长期预期，就会不断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整个生产效率将会得到迅速地提升，这对整个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方面，我们也做了科创板，认为未来的发展是以技术为导向、为核心。对中国来说，所有的政策和转型就是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未来10-15年，通过深度城市化，就是土地和要素这两个资本的深化改革，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能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内核，这个内核可能有3%-4%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利用10-15年的窗口去发动一次属于中国自己的技术革命和创新，孕育出伟大的企业和上市公司，这样是完成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真正突破当下困局的关键。
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银行、酒业，其实也并非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和美国相比，引领美国整个产业革命发展的公司，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投资标的。如果未来十年以后还是这些旧的东西在，或者代表未来的十年只是移动互联网公司，而没有更多的代表中国性质的机会创新，不管是叫它自主可控还是进口替代，那将意味着我们的转型始终被卡在一个逻辑缺口上。所以，这整个逻辑并不复杂，就是用15年时间，用现有的要素红利去转换成未来的技术创新的红利，完成了我们就度过了难关；完不成我们就会留在这里，被卡住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在全球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失去我们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