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让桌子跳舞：神秘的货币
一说起金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钱”或“货币”，然后想到银行门口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运的现钞，还有金碧辉煌的银行大楼里流动着的金钱。德莱塞在《金融家》中写道：“学金融的人曾经发现，金钱是最敏感的东西，而金融界的人士多半是参与金钱有关的一类事业的。”由此可知，学习金融，就要先理解货币。
货币“印象”
不夸张地说，货币或金钱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金钱的评价一直莫衷一是。有人把金钱当成权力、幸福和真理的源泉，也有人把金钱视为罪恶之渊薮。梭伦说：“钱财万贯，富贵无边。”正是这样，货币或金钱让人十分向往，马克思甚至说：“货币可以神奇地让桌子跳舞！”
货币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因货币而联系着、改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货币使本来温情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巴尔扎克在《幻灭》中刻画的老赛夏就对货币做了生动的注脚，他酝酿多年，与儿子大卫做一笔买卖。他总是琢磨，“老子要赚钱，儿子势必要吃亏”，但“做买卖根本谈不上父子”。
唐朝的张说在《钱本草》中对金钱的解读相对中庸，全靠人们如何运用它。译成白话文，大致是，“钱，味甜，性热有毒，却能预防衰老，驻容养颜。可治疗饥饿寒冷，解决困难。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可污损贤达，害怕清廉。若过度服用，则冷热不均，引发霍乱。这味药，没有固定采摘时节，无量采摘会让人精神损伤。如果只积攒，不发散，会有水火盗贼等灾难；如果只发散，不积攒，会有饥寒困顿等祸患。既积攒，又发散，才是正道。不视其为珍宝，称为德；取予适宜，称为义；使用正当，称为礼；接济大众，称为仁；支出有度，称为信；得不伤己，称为智”。
可见，货币对人们的影响实在太复杂。它与我们无时无刻不发生着联系，你在夏天开着空调、冬天开着暖气睡觉的时候，你在出行或洗去尘杂的时候，货币都在不经意地流动着。就连小孩都明白货币的用处，可用它买个棒棒糖或玩具。不过，在人们通常看来，所谓“货币”，无非就是可以用来购买自己所需物品的人民币、美元或英镑等。这个“货币”，其实是指“钱”，即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印上专有图案、人见人爱的现金。
其实，这样定义货币并不准确。在今天，并不是只有用现金才能买到商品或服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即使不带现金和银行卡，也可日行千里、购物或享受其他服务。更尖端前沿的是，网络虚拟币日渐时兴，它们也在互联网的社区流通着，在那个圈子里，不用央行发行的货币，也可进行一些交换。
经济学家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可充当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的物品，都看成是货币。根据这种定义，货币并不是狭义的现金，凡是具备上述4个职能的物品，都是货币。不过，充当货币的“物品”，既可以是有形的（如金币、银币），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观念上的存在，只要它具有上面4个方面的职能，都叫货币。有些物品，如古董、文物，甚至窖藏的白酒，虽可作为价值的保持物，但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也不能作为普遍的交换媒介，就不在货币之列。
既然经济学是从货币的职能来定义货币的，那我们就先来详细地看看货币的职能。
货币的职能
设想你今天在商场花1 000元买了件漂亮的衣服，用200元做了个炫酷的发型；或是，公司给你发了工资，工资条里还清楚地显示一项，扣除个税5 000元；你对到手的工资做了一个重要的安排，将一半存起来，另一半用来买基金或做其他投资等。
这几个不经意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充分展现了货币普通但又神通的职能。说它“普通”，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乃至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支配货币于不同方面时的不同功用。说它“神通”，是因为货币不仅能够俘虏人的心灵，让人为之精神一振，更重要的是，抛开道德上的锁链不谈，经济社会发展实在离不开货币。
交易以货币为媒介
你用取得的货币去购买衣服时，货币就行使着交换媒介的职能。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以物易物”。譬如，以10个鸡蛋换回二两[1]茶叶，是以物易物。
但以物易物的效率非常低。它需要...
在物物交易中，还要求交换的商品价值量要相当，否则，交易也不可能完成。养殖户有一头耕牛，尽管他需要茶叶，茶农确有茶叶，也需要耕牛，但茶农只有两斤茶叶，以一头耕牛换两斤茶叶，明摆着茶农赚大发了，养殖户是不会“吃这个亏”的。
因此，只有当劳动分工不复杂、交易地域范围非常狭小时，才可进行有限的物物交易。
以物易物的低效率，使得间接交易成为可能。间接交易是指，人们并不直接用自己的物品去换所需之物，而是用拥有的货物或服务，去换取被别人普遍接受的物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说，物物交易的不便，迫使那些“有思虑的人”随时携带在交换中被他人广泛接受的产品，通用的交换媒介便随之产生了。一种物品的普遍接受性越强，人们接受它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它就取得了超越其他物品的特权而成了货币。
当然，货币是否起源于以物易物，又有另一说。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货币本不是源于分工和交易，而是源于借贷关系，货币不过是表现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凭证。
交换媒介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人们之所以喜欢金钱、追求货币，无非是因为它能够满足生活之需，解燃眉之急。如果不能用手持的货币买到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那它就毫无用处。笛福笔下的鲁滨孙到了孤岛后，尽管他有一包钱币，但岛上只有他一人，没有分工、没有交换，他就感叹：“这些倒霉无用的东西，至今还放在那里，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常常想，我情愿用一大把钱换一只烟斗或一个磨谷子的手磨。……可是现在，我却从它们那里得不到一点便利或好处。”
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货币充当交换媒介，经济发展更离不开货币的这一职能。
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可极大地提高交易效率或降低交易成本。因为，货币使买卖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环节。设想，拥有茶叶的茶农，想要鸡蛋时，他就必须去寻找那个拥有鸡蛋的养殖户。货币就使交易不再受“需求的双重耦合”限制。拥有鸡蛋但半年后才需要茶叶的养殖户，现在就可将鸡蛋卖出，实现鸡蛋“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等半年后，再换回他所需的茶叶。于是，买和卖分离为相互独立的环节，价值就有了独立的表现和存在形式，也才有了价值的转移（资本的流动），这正是金融的基础。
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分工。老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没有交易，自然也没有分工，人类只能生活在低水平的自然经济之中。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恰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管子也曾说：“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交易带来了更丰富的商品和更低廉的价格。这其中，货币的功劳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正如弗格森所言，“货币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人员、货物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
货币扩展了人类的合作范围。现代社会里，货币把全世界互不认识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类社会构成了庞大的分工和协作网络，扩大了人类交换和选择的范围，扩展了人类自由。
万物以货币为价值尺度
价值尺度，即用来比较价值的工具。你花1 000元买件衣服，货币就同时发挥着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不用多说，在前面的例子中，你很清楚，一件衣服的价值是做一次发型的5倍。
用货币单位，例如人民币的“元”来衡量并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就像用“米”来表示长度，用“斤”和“两”来衡量物品的质量一样。我们可用价格来比较物品、劳务、财富价值。许多物品或财富，具有很好的价值保持功能，但其价值的多少和涨跌，是由货币尺度来衡量的。一套房值多少钱，买一辆新车花多少钱，房贵还是车贵，全以货币为比较的标尺。假如张三向朋友说，他的房子值若干头猪，他的新车值若干斤大米，他的朋友会有什么反应呢？
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大大简化了交易的次数和价格体系。若只有两种商品相交换，那就只有1个交换比率；若有3种商品相互交换，则需要3个交换比率；若有10种商品相互交换，那就需要45个交换比率。当商品数量足够多时，就像现代市场经济，采用物物交易，交换比率就不胜枚举。若以某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就大大简化了价值的比较。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还极大地简化了簿记，便利了成本效益的核算，也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方便。就拿生产一包方便面来说，除了面粉、包装、调味品等，还要投入劳动、设备、运输等。若没有货币将各种投入品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就很难核算方便面生产者的财务状况。对于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供应链相当复杂，不仅上下游企业众多，还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若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来对不同零部件的成本加以计算和比较，企业不仅难以合理地评价经营绩效，也难以管理和维系客户关系。因此，货币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价值基础。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经济生活。《千年金融史》就认为，民主制度与货币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阿契塔说，以货币计算成本和收益，是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思想工具，因为通过定量评估，可以增加共识和减少民事纠纷，雅典人基于货币的计算能力，不只是商业成功的必备技能，还是民主的依靠。当经济交易的潜在价值通过货币加以量化时，人们就会变得更加自主，更少地依赖传统社会互助机构，更多地依赖对以货币为标尺的利润的追逐和内在激励。
债务需以货币为支付手段
设想，小王在大型养猪场工作，老板应该用什么来给他付工资呢？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每个月付给他两头猪。这会给小王带来什么样的不便呢？到该发工资的时候，他得赶两头猪回家，他该把猪放在哪里呢？有“存”猪的银行吗？到煮饭的时候，就到猪身上去割一刀，又该是怎样的生活场景？虽说“三月不知肉之味”的生活很清苦，但要天天都只吃猪肉而没有其他食物，那一定也是索然无味的了。况且，若他一个月所得，达到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标准，他就只能赶头猪去纳税，这又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多大的不便！
马丁·迈耶在《大银行家》中说，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讲述了一个没有货币支付的麻烦故事。巴黎利里克剧院的泽丽在社会群岛的一场演出中，共演唱了5首歌曲，获得了总收入的1/3，与150年后帕瓦罗蒂演出的收入比例相当。但由于社会群岛货币十分稀缺，只能用实物来付出场费。给泽丽的演出费是3头猪、23只火鸡、44只鸡、500个可可果子，另外还有大量的香蕉、柠檬和橘子。这些牲畜和水果大约值4 000法郎。在那个时代，对张开嗓子唱5首歌而言，这份报酬十分丰厚。但泽丽自己是不可能全部消费掉这些东西的，最后，泽丽只能用水果来喂养牲畜和家禽。
类似地，在《天龙八部》里，非货币支付差点引起了冲突和战争。萧峰到长白山后，帮助完颜阿骨打打败了耶律洪基，萧峰放了他一马。耶律洪基许诺，回去后给10倍的赎金。所谓赎金，并不是今天的人民币或美元，而是实实在在的物品，包括“……上等麦子1 000石，肥牛1 000头，肥羊5 000只，骏马3 000匹……”。耶律洪基没有食言，还担心牛马牲口在途中走失，将牛马多备了一成。结果，当耶律洪基的人赶着牛马来“支付”给萧峰时，尘土大起，让萧峰这边以为又是敌人来袭，差点引起了另一场战争。好在双方及时消解了误会。
有了货币，工资、纳税和借贷，都很方便了，一切合约，都可以用货币来签订，也都可以通过货币的转移来履行。
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栖所
货币产生以后，买和卖就相互独立了。在卖出商品或劳务到买入商品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货币就起到了价值贮藏的作用。在前面那个例子中，你将收入的一半存起来时，货币就在行使着它的价值贮藏职能，也就是“购买力的暂栖所”。
货币作为价值贮藏，不需要或仅需要极少的成本。若一个人用实物来贮藏财富，就必须动用其收入的货币去购买这种实物资产，以后当他想用其他资产代替这种实物资产时，又必须把手里的实物资产转换为货币。实物储蓄还需要保管费用。农民储藏粮食就需要建粮仓，老鼠还会偷食。试想，那个在养猪场工作的小王，若要用猪作为价值贮藏，他要在北京买一套房，得存多少头猪？在买房前，他又将那些拱食的猪“存”在哪里呢？更何况，猪一日至少需要两餐，否则，猪瘦了，价值也就跟着缩水了。
用实物作为价值贮藏，还受到折旧的影响。假如你在若干年前买了一台电脑作为价值贮藏，它不仅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而且主机噪声很大，这样一台电脑，当年至少需要1万元。现在，你决定将它卖出，购买一部手机。即使你从未用过这台电脑，现在出价100元也不会有人要了。技术进步导致许多实物产品无法发挥价值贮藏的职能。
货币作为价值贮藏的手段，恰恰可以克服这些不足。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是大富翁，他们的财富就是以价值符号的形式体现在账户里的，因此，他们既不需要建大仓库，也从不担心其财富因技术进步而缩水。但货币履行价值贮藏的职能，需要币值稳定。在高通胀的环境里，如果辛辛苦苦积攒的钱不断贬值的话，货币就起不到价值贮藏的作用，人们可能会转而囤积实物，包括食品和大宗商品等。
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转移才有了可能。在经济社会中，有人很有钱（比如继承而来的），但缺乏经营管理能力；有人天生就有很高的组织管理、市场开拓和业务创新能力，但没有资本。如果能将才能与资本相结合，将会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比如乔布斯造就了苹果帝国。可见，货币的价值贮藏和重新分配，可将众多的储蓄细流，汇集成资本的汪洋，并交给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去使用，实现生产规模化，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金融正是建立在货币价值贮藏之上的。
良好的货币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反之，货币不健全则会使经济遭殃。凯恩斯就曾说：“没有比消灭货币更为微妙和保险的手段来推翻现存的社会基础，这一过程会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把经济法则的所有隐蔽力量推向毁灭。”
货币的演化
今天的货币形式与100年前的有着很大的不同，100年前的货币形式又与500年前的有着很大的不同，货币形式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而不断变化。
实物货币
人类最早的货币是实物货币。任何一种货币，若它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完全相等，那它就是实物货币。
在历史上，很多商品，如布、贝壳、龟壳、蚌珠、皮革等都曾充当过货币。据资料记载，货币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中国贝币。贝币计量单位是“朋”，将五个贝币穿一串，两串就是“一朋”。西周帝王常将贝壳赏赐给功臣，称为“赐朋”。作为贝币单位的“朋”，恰与“朋友”的“朋”相通，是否正应了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呢？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讲到了南太平洋雅普岛的货币居然是石头。早在1 500年至2 000年前，安因曼从邻近的帕卢岛上的石灰岩洞带回一块石头后，那里的人就一直用石头充当货币。受到圆月的启示，他们把石头磨成圆的石轮。大多数石轮，直径达75~150厘米，非常沉重。如何在交易中转移如此笨重的石轮呢？他们就在石轮中间开了个洞，真是“石洞大开”，用槟榔树穿过洞将石轮“滚”走。这样的石轮货币“印刷”起来要费很大工夫，所以，那里的货币供应十分稳定，全岛只有6 600个石轮货币，根本不用担心通胀。
《荷马史诗》中写道，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9头牛，格劳克斯的铠甲值100头牛，牲口也充当过实物货币。要以“牛”作为货币，那真的是要骑牛赶集了。但要以牛作为交换媒介，却有诸多不便，因为牛的价值较大，要用它来交换一只鸡或鸭，就很麻烦了。若“牛”只作为纯粹肉类消费品，那还好办，宰了它，像庖丁那样可将其不断分割，但这时，“牛”就不能被称为“牛”了，而是变成了餐桌上的“牛肉”。“牛”之所以为“牛”，是因为它可作为畜力，充当活的“资本”，为人类服务。
这种在物理上分割后使用价值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实物，就非常不宜充当货币。实物货币，要么体积笨重，要么不易分割，或携带不便，或易腐烂磨损，最终都被金属货币取代了。历史上，铜、白银和黄金等都具有价值相对稳定、轻便、易分割等特征，它们都曾充当交换媒介。我们形容一个人节俭，“将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这个铜板，就是中国古时候用铜铸成的货币。中国人也常常把钱称作“银子”，就是因为，中国曾将白银铸成货币，乃至现在的商场结账场所被叫作“收银台”。不过，印加人认为，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不能作为货币。
代用货币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量越来越大，金属货币已很难满足交换的需要了，于是，金属货币就过渡到了代用货币。代用货币是政府或特定机构发行的有金属作为支撑的纸币，以代替金属来充当交易媒介。19世纪，英国贵族巴伦·奥费斯迪宣称，纸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是因为它们代表贵金属货币，否则，就是诈骗。
想象一下，在远距离的贸易中，要用沉重的金属货币（比如铜币、铁币）直接作为交易的媒介，一路会是多么沉重的包袱。代用货币自身的价值远低于其所代表的金属的价值，但持有者可随时按一定比率，将其兑换成它所代表的贵金属。例如，我们会看到，金币本位制下，纸币持有者就可将纸币按约定的比率换成黄金，纸币实际上就是代用货币。
宋朝的交子，实际上就是代用货币。宋朝商业已比较发达，要求使用大量轻便的货币，但四川使用铁钱，笨重不便。大铁钱每枚重25斤，价值又极低。商旅买卖，得用车载铁钱。这种笨重的铁币，对商品交易反而构成了新的大障碍。于是，成都16家商号制作了一种纸券，即“交子”，以代替铁钱流通。交子券面上印有相应的图案，发行商号签了押，制作暗记（加密技术），临时填写金额，领用者交来多少现钱，就给开出多少数目的交子，持有人可随时用它向发行商号兑换成铁钱，因此，交子实际上就是铁钱的兑换券，它是代替铁钱流通的代用货币。
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代用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它不再代表任何贵金属，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其所代表的价值。广义来说，若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低于它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那么，这种货币就是信用货币。当今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欧元、英镑，都是信用货币，它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由此可见，信用货币只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它赋予持有者支取不特定商品、享有服务或支配其他资产的权利。作为信用货币，只要有国家强制力来维护它，并且人们普遍接受它就可以了，至于它自身有多少价值，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并不重要。实际上，作为符号的货币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们带来什么效用或享受，就像你不能吞下钱来充饥，也不能将一张钞票顶在头上来遮风蔽日。我们之所以愿意持有它，是因为饥饿时可用它买吃的，天变冷时，可用它买穿的。
信用货币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满足了大规模交换的需要。无论是实物货币、金属货币还是代用货币，它都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雅普岛上的石轮货币之所以有限，是因为那里的石头有限；若一国黄金储量丰富，那该国货币供应就会很丰富，否则货币就会不足。由于信用货币完全是一种符号，政府可不受自然资源的约束而扩大或减少货币供应。当然，无节制地扩张货币会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公众就会对其丧失信心。亚当·斯密就曾生动地说：“以纸币代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但……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在半空，是危险得多的。”
电子货币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货币已是现代货币的普遍表现形式。人们通常是利用储值卡进行支付和转账。如今，电子支付方式非常普遍，小到在路边买瓶饮料，大到宾馆住宿、购买机票等，都可以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完成交易。这些支付方式都是电子货币发展的结果，它们只是记录人们存款账户的具体数字而已。
严格来讲，电子货币还是信用货币，只不过它已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纯粹是观念上的符号。但不管怎样，电子货币还得依赖于持卡人的账户余额，它随人们银行账户上的余额增减而变化。若账户已没有了“余额”，无论你持有多少张银行卡，也无论绑定了多少个账户，交易时都会提醒你：“余额不足！”
因此，电子货币只是取代了流通中那张薄薄的、魅力无穷的现钞，并没有取代银行存款，仍是以信用形式存在的。这是基于双重的信任：首先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它不会让你的货币价值化为泡影；其次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银行不会监守自盗，让你的存款不翼而飞。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货币正在向加密数字货币迈进。加密数字货币是将现代密码学和计算机程序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互联网上发行并存储的一种观念上的货币。
一提起加密数字货币，人们都会想到比特币。一个名叫中本聪的神秘人物开发、设计了比特币，它依据特定而复杂的算法产生，通过互联网中不计其数的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录所有交易。比特币的数量被限定在2 100万枚，且比特币在交易过程中具有隐匿性，其他人无法辨认用户身份。它产生后，便迅速受到了全球投资者的追捧，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在2021年年初一度超过6万美元。比特币价格高歌猛进的财富效应，催生了其他一些数字加密货币，比如狗狗币、以太币等，不一而足。
不过，诸如比特币之类的数字加密货币，虽然被戴上了“币”的高帽，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极少有国家承认它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尺度，也不能作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与其说它是货币，不如说它是资产的一种记录形式。
就在比特币被人们作为疯狂的投资（机）对象时，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准备掀起一场数字货币革命。
2019年，脸书发布加密数字货币白皮书，引起了全球轰动。它雄心勃勃地要推出一种全新的加密数字货币，叫Libra（天秤币）。
在扎克伯格看来，世界需要一种全球性的数字原生货币，它集世界上最佳货币的特征于一体：稳定性、低通胀率、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性。天秤币的目标就是成为一种稳定的加密数字货币，将全部使用真实资产储备（称为“天秤储备”）担保。为此，对于每个新创建的天秤加密货币，在天秤储备中都有相对应的一篮子存款和政府债券，以此建立人们对其内在价值的信任，维持天秤币的价值稳定，确保其不会剧烈波动。
不过，天秤币仍然在“难产”之中。
纵观全球，央行对数字货币情有独钟的，非中国人民银行莫属。
由央行来发行加密数字货币，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国央行拟推出数字货币DCEP。根据设计原理，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DCEP与人民币可以1:1自由兑换，支持连接央行。
•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再由后者兑换给公众。
•DCEP是由央行发行的主权货币，是纸质人民币的替代，具有无限法偿性，人们在用它来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商家不能拒绝。
•DCEP可以基于特殊设计，可不依赖于网络进行点对点的交易，因此，它的功能和属性跟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它的形态是数字化的。
这样看来，数字货币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不需要账户就能够实现价值转移。这与人们习惯的纸币非常相似。在日常生活中，你拿着纸币去买东西时，并不需要账户，DCEP也是这样。想象一下，只要智能手机上装有DCEP的数字钱包，只要手机有电，即便没有网络，手机碰一碰，张三就能把手机数字钱包里的货币转给李四。因此，数字货币是纸币的数字化替代。
货币制度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货币的规矩就是货币制度，它是用来约束货币发行，维持人们信任的规尺。了解货币制度的演变，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货币与金融。
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指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不少国家都曾实行过金本位制。在牛顿生活的时代，英国就规定每盎司黄金（约31克）兑换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美国在1834年采纳了英国的金本位制。1897年，麦金莱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金本位法案》，就这样，黄金在美国便成了所有货物的一般等价物。
金本位制有几种不同的变体：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金币本位制是以黄金为货币的典型金本位制。在金币本位制下，金币可自由铸造和熔化。左拉在《金钱》中就描写了熔化金币的场景，“从早到晚，只要是铸造的日子，便有一种金元的清脆声音从地下发出来，因为那是铲子在箱子中把金元铲起来抛到坩埚里的声音。……对这样一种音乐，萨加尔满意地笑了……这是他的幸运预兆”。
在金币本位制下，直接以政府铸造的金币作为交易和支付工具。为了铸造金币，就需要有铸币厂。牛顿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曾担任过英国铸币厂的厂长，负责铸造金币。
但要直接将黄金铸造成金币，会占用大量黄金。黄金不足就会制约货币供给，带来通货紧缩。美国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物价持续下跌给农民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布莱恩在总统竞选中称金本位制就是“黄金十字架”，凯恩斯斥责金本位制是“野蛮的残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肯格林称它是“金色的镣铐”。
于是，人们就想出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黄金不直接流通，而是由央行发行以金块为支撑的纸币，这就是金块本位制。这时，充当货币的是纸币，不是金块，纸币是金块的化身，一个成功的纸币，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它的金块！
金块本位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金块本位制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不再铸造、流通金币，但政府规定了纸币的含金量，纸币可兑换为黄金。其二，政府集中持有黄金储备。根据《伟大的博弈》，美国财政部在1879年就按要求持有至少1亿美元黄金，以随时满足黄金兑换的需求。但在1893年发生了恐慌，人们对纸币信心下降，纷纷要求用纸币兑换黄金，导致财政部持有的黄金储备大幅下降，1895年2月初就只剩下相当于4 500万美元的黄金了。是故，在金块本位制下，纸币不过是黄金的影子。
但人们要将持有的纸币兑换成黄金，也并不总能成功。拿破仑发动战争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就被大量挤兑，但英国政府却拒绝黄金兑付。1797年，吉尔雷就给英国首相皮特画了一幅讽刺漫画，皮特正在亲吻一位又老又丑的妇人（象征英格兰银行），又因英格兰银行于1734年迁到了伦敦金融城的针线街，于是，它便得到了“针线街的老妇人”的绰号。
金汇兑本位制是指以银行券为流通货币，通过外汇间接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典型的金汇兑本位制。参加该体系的各国，将本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美元则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这样，各国货币就与黄金实现了间接挂钩。当时规定，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为35美元，美国的央行——美联储有义务以该价格将黄金卖给其他国家。在该体系下，美元处在与黄金等价的地位，美联储也必须在金库里保存大量黄金，乃至特里芬讽刺道，“人们走遍天涯寻找和开采黄金，竟然是为了把它们埋入更为壁垒森严的地窖”。
不过，这个制度非常脆弱。
原因就在于，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并不总是固定的。实际上，随着需求和通胀上升，黄金的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当金价超过35美元时，就产生了套利空间。其他国家央行先拿美元从美联储以35美元的价格买入黄金，再到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卖掉。如此往复，以很少的美元就能把美国所有的黄金消耗掉。那时，法兰西银行就是这么*，更何况，戴高乐总统一直攻击美元是“嚣张的特权”。法国这么一来，美国又不干了，尼克松干脆关闭了黄金窗口，其他国家要来换黄金，门儿都没有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这样瓦解了。
银本位制
银本位制是指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银本位制的运行原理类似于金本位制，主要不同点在于，它以白银作为本位币币材，银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其名义价值与实际含有的白银价值一致。
比如，美国1792年颁布的《铸币法案》主要以白银重量而非黄金重量来界定美元的价值，当时规定，1美元相当于371.25格令白银，1格令相当于0.06克。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白银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只是到了18世纪，金币才后来居上。
中国曾实行过银本位制。早在汉朝，白银就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朝，白银已真正货币化，中国也成为全球的用银之国。不过，中国实行称量货币，也就是以白银重量来计值，通常称为银两。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货币单位改为“元”，名为大清银币。辛亥革命后，银币上镌刻着袁世凯的头像，就叫“袁大头”。此后，国民政府也一直实行银本位制，发行全国统一的镌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圆，一切公私交易，用银币授受。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才宣布废除银本位制。
复本位制
复本位制指同时规定金和银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复本位制下，金与银可以自由买卖、自由铸造与熔化、自由输出输入。
复本位制是一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货币制度。
比如，法国实行复本位制时，金和白银的铸造比率是15.5:1——人们可从铸币厂获得含有等值的黄金，或可用一定数量金币换取其15.5倍的白银。若世界黄金价格上升到了铸造比率之上，就产生了套利的激励。若金价上升到了只有用18克银才能换取1克金，人们就会进口15.5克银，将它造成银币，然后用银币换取含有1克黄金的金币，并将其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再换回18克白银。不考虑交易成本，通过套利，不仅收回了投资，还额外获得了2.5克银。只要市场比价明显高于官方规定的铸币比率，就会一直存在套利激励：套利者输入白银，输出黄金，直到该国所有金币都被输出到国外为止。
相反，若市场比价跌落到铸造比率之下，套利者就会输入黄金，输出白银，直到后者从流通中消失为止。在复本位制下，“贵”金属最终会退出流通，这就是“格雷欣法则”，俗称“劣币驱逐良币”。
信用本位制
以贵金属作为货币或货币发行的准备，使得货币发行量受制于贵金属的拥有量。随着商品交易范围和交易量的扩大，金属本位货币就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纸币本位便应运而生。纸币没有任何商品或贵金属作为价值的支撑，纯粹以国家强制力及其信用为后盾，人们在观念上普遍接受，并以其作为交换媒介，它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它的诸多职能，完全取决于公众对纸币发行人的信心，发行人对公众信心的维护和自身信用的坚守。
由于纸币发行不需要持有贵金属作为准备，且纸币的印刷成本极低，纸币给政府通过调节货币量影响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但那些无节制发行钞票的政府，通过恶性通胀掠夺民间财富。2008年津巴布韦就因过度发行货币而造成了恶性通胀，当地老百姓抬一箱子的沉重现钞，只能换回一瓶啤酒。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纸币又正在向电子货币过渡，货币纯粹是账户的数字符号，人们在生活中也并不真正用纸币作为交换和支付的工具，在发工资的日子里，公司的财务人员也不会让员工去领取现金。
从这些意义上说，现代货币制度演变成了纯粹政府信用本位货币，它全然以信任为基础。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货币已不是金属，而是一种记名信托。在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充当货币。
货币照进现实
货币的“三六九等”
现实中，各个国家都对货币划分了不同的层次。中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同样是以货币的流动性为标准的，主要划分为3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 单位活期存款
M2=M1 单位定期存款 个人存款 其他存款
其中，其他存款是指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
从持有者的角度来讲，构成各个层次的货币的内容都是资产。但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可被纳入货币之列，房地产、车船、工厂设备等实物资产都没有被纳入货币范畴。股票、企业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也没有被统计为货币。
为什么同样是资产，有的被纳入货币统计的范围，其他则没有呢？
这是因为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的流动性。所谓流动性，就是指将一项资产转换为现金而不受损失的能力。资产的流动性越髙，货币性就越强；反之，流动性越低，货币性也就越弱。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动性最髙，可以直接用现金和活期存款购买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所以统计上它们是货币。构成M2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的流动性较低，它们不能直接用作交换的媒介，所以它们只是准货币。
货币供给并非央行的独奏
我们常常说，央行垄断了货币发行。这大抵是没错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货币供给就是央行的独唱音乐会呢？
其实不是这样。货币供给过程是一个合唱团的演出，所有家庭、企业和银行等都是这个合唱团中的重要成员。而且，商业银行、企业和家庭在其中的唱词实际上远多于央行。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央行是货币供给的领唱，不如说它是合唱团的指挥更恰当。
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货币供给这个合唱团是怎么表演的吧。
假设央行觉得，现在经济需要刺激，于是，它就增加货币。其通常方式，并不是直接开动印钞机，现在还有多少人随身带着大量现金去购物呢？它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之一，就是向商业银行（比如工商银行）提供一笔贷款，比如100亿元。工商银行从央行那里得到这笔贷款，当然不是跑到北京成方街32号去用运钞车拉走100亿元现金，只不过体现为它在央行那里多了100亿元存款，当然，同时也等额地增加了它对央行的欠款（负债）。这时，工商银行在央行这里的100亿元存款，就叫基础货币。
为什么叫基础货币呢？这不仅因为有了这100亿元，工商银行就可以进一步向企业发放贷款了，还因为它可像变魔术一样，创造出多倍的存款来。比如，它向一家超级企业甲放款100亿元。甲不会将得到的贷款取现金，而是把它存在银行账户上，在需要采购原料、支付工资时，直接转账就可以了。这正是现代货币供给的一个核心环节。
假如说，甲的账户在另一家叫“存吧”的银行。“存吧”就有了100亿元（活期）存款。这恰恰是我们前面讲的M1的构成部分。“存吧”吸收了这笔存款，它又可以向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贷款了。但它并不能把这100亿元全部贷出去。它可以放出去多少，首先取决于借款需求，若借款需求不足，它能放出去的自然就少。另外还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约束，也就是，央行强制性地要求商业银行把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它那里去。缴纳的准备金额与存款之间的比率，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0%，“存吧”就要存10亿元到央行去，只能剩下90亿元用于贷款。若它全部放出去了，就又会通过贷款创造另外90亿元的存款。依次类推，往复不已。
因此，若把货币供给过程比喻成合唱团的演出，那央行实际上是指挥，指挥棒就是“央行贷款”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企业和个人在不同的声部发挥着各自所长。当然，这个演出，并非场场都赢得掌声和喝彩，演砸了而陷入混乱的场面，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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