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谢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疫情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日前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
截至北京时间2月1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102930055例，累计死亡病例2227004例。全球人口大约76亿，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每76个人里就有1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王辉耀指出，这次全球疫情应该让人类学会反思，反思人类的生存、未来的发展、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反思全球治理体系是否需要改变、全球化是否需要调整、国际秩序是否需要重建。
“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新京报：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已经过亿，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这对全球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这个数字首先体现的就是疫情对于全球的直接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疫情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前两次世界大战是人与人的战争，这一次的世界大战是人与病毒的战争。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人类受到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二战，譬如在美国，其新冠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二战死亡人数。
其次，这个数字也是一种警示，警醒人类正面临着近百年来最大的挑战。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时，这场疫情一下子打乱了全世界高速发展的节奏。举例来说，疫情之前全世界是四通八达的，但现在旅游中断了、人员往来中断了，疫情严重时甚至很多国家的服务业也停止了、学校关门了。疫情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涉及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次，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反思。近亿人感染、两百万人死亡，这场疫情让我们对人类的生存、未来的发展、人类相处的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带来反思。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疫情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疫情常态化，人类应该如何调整生产生活方式？
新京报：新冠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经济，2020年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陷入萎缩。今年的全球经济会如何发展？
王辉耀：世界银行日前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中国经济将增长7.9%。
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疫苗要能够得到普及，或者说比较顺利地推进。但目前来看，新冠疫苗的推广还不是太顺利，譬如美国、欧洲，疫苗都还没有大面积普及，而且病毒出现了变异的情况，许多国家疫情出现反弹，这些可能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但整体来说，今年全球经济受到的影响肯定没有去年那么严重，能反弹到哪种程度则需要看疫情的发酵情况。
新京报：疫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王辉耀：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秩序，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是很大的。首先，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过去几年一直在“退群”，譬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世卫组织，导致许多国际组织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
拜登上台之后已经宣布停止退出世卫，承诺继续支持世卫的工作，这是个好现象。在应对疫情这一全球性威胁上，需要全球合作，也需要中国、美国、欧盟等这些大国的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召开中美欧疫苗峰会，或者G7 3（中国、俄罗斯、印度）世界疫苗峰会，因为大部分的疫苗研发都集中在这些国家。
全球共同应对，不仅能够加速疫苗生产，也能够推动疫苗的合理分配，尤其是要确保穷国有疫苗可打。如果只有发达国家打了疫苗，仍是不安全的，全球必须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步调。这一点我觉得是目前抗击疫情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过去几年，随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盛行，全球化显然达到了一个低谷。而疫情导致全球化更加受创，去年达到了全球化的最低点，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组织上。
但今年开始，全球化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折。譬如拜登政府承诺走多边化道路，前段时间中国签署了RCEP、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且有意加入CPTPP等，显示全球化正在逐渐得到恢复。未来几年，全球化可能会得到改进，出现一个更平衡、更包容的全球化。
“疫情暴露国际合作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世界，为什么对于疫情会措手不及？疫情已持续一年，目前确诊人数仍在快速增长，是什么原因？
王辉耀：目前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可能变得常态化。新冠疫情和其他流行病不同的是，之前的流行病大都是阶段性的，譬如埃博拉、禽流感甚至非典。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非常狡猾，目前看来还会变异，因此已经一年过去了，全球疫情似乎还没看到拐点。从几个发达国家的疫情就能看到问题，美国的疫情一直在不断加剧，欧洲很多国家疫情创新高，日本也出现反弹，看上去疫情很可能成为常态化。
这次疫情难以控制，其实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就是国际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因为大国之间不合作、大国和国际组织不合作，疫情肯定难以得到控制，包括在检测、追踪、治疗、疫苗等方面。其次，国际上对于疫情相关信息的分享还不够，包括抗击疫情有效的经验推广不够。第三，大数据抗疫、技术抗疫做得还不够，譬如中国用的健康码是否可以在国际上通用等。这个问题其实暴露的也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到底该如何平衡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疫情还暴露出国际社会的一个短板，那就是人类在面对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时准备不足，包括政策准备、物资准备甚至精神上的准备。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类全球危机还是可能会发生。
新京报：你认为世卫组织这类国际组织在面对疫情时，发挥了它本该发挥的作用吗？
王辉耀：世卫组织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譬如在去年1月底就宣布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提倡推广卫生、健康的出行和生活方式，分享病毒研究方面的进展等。
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经费不足、美国掣肘以及政治上的平衡。因为国际组织的背后其实就是各大成员国，它们是受成员国支配的，若是成员国之间不合作，那么必然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运作。
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携手合作，在面对共同的危机时放弃地缘政治上的一些考量，共同解决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最致命、最核心的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
新京报：疫情之下，很多富裕的、高福利国家受疫情影响非常严重，甚至其医疗卫生体系一度面临崩溃。这是何原因？
王辉耀：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卫生体系都有着很好的基础，譬如他们的医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医院床位和人口的比例等都很高，其他基础设施、研究水平等也很高。但他们在此次疫情中却面临感染数大、死亡数高、医疗体系濒临崩溃等问题，和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有关联的。
西方很多国家虽然也采取了封锁的防控举措，但他们觉得封锁措施限制了个人自由，所以他们的封锁是不严格的。而新冠病毒不管其他，只要你没有做好防控，它就会钻进来进行攻击。换言之，如果遵守了疫情防控规定，病毒受到控制的可能性就更大。
以美国为例，它应该是全世界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但反而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这其实就很值得反思。即使医疗卫生基础条件好、医疗水平高，但在面对突然其来的流行病时，对社会治理、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把握，对防控疫情非常关键。
其实到了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这种大灾难面前，还是需要强调国家的力量，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像中国在疫情中做的一样。因为控制住了疫情，才能给民众以安全，有了安全才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是引发西方社会思考的一些问题。
新京报：这次疫情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也存在问题？
王辉耀：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之后确立的，当时民族国家这类主权概念流行起来，各个国家都寻求独立。但经过70多年的发展，现在又成了一个全球流通的世界，譬如欧盟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成立很多自贸区确保货物可以零关税流通，资本、技术、数字流动的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仍然是原来那种各自为政的模式，自然会出现问题。
换言之，全球治理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导致发展出现不均衡等问题。现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威胁越来越多，譬如全球流行病、全球气候变暖、网络空间安全以及太空探索和竞争等，这些都需要地球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在现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各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新兴国家来提升全球治理，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后疫情时代国际机制需要改变与重建”
新京报：疫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威胁全人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王辉耀：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的很多威胁也都是全球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提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摒弃冷战思维、避免进一步的地缘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去共同应对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
譬如气候变化，它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类不尊重自然，最终自然对人类进行报复。所以去年不仅有疫情，气候也很反常，还有洪水等很多自然灾害。人类需要共同应对这个问题。此外，还有网络世界安全问题、数字经济全球流动问题，这些非传统安全都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关注。
新京报：经历过此次疫情之后，未来再出现类似的全球性病毒危机，人类能更好地应对吗？
王辉耀：如果通过此次疫情，中美欧以及日本、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能够更加团结，真正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我觉得人类可以应对这类全球性挑战。因为到时候人类的手段增加了，经验也增加了。
新京报：后疫情时代，你认为国际机制、全球秩序是否需要重建？
王辉耀：我认为国际机制是需要改变的。我刚才说过，这次疫情几乎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肯定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发挥更多的引领性作用。譬如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可以考虑升格为世界基础设施银行，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和世界银行一样的新的体系；在贸易方面，目前有了RCEP、CPTPP，都是围绕亚太的，因为亚太经济未来会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圈？这样就成了一个新的WTO；在投资方面，中欧签署了投资协定，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投资协议？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需要看到一些问题，然后更新全球治理经验、重建国际体制机制，这样才能带动全球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福祉、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