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号抱冰老人，直隶（今河北）南皮人，世称张南皮。出身于官僚家庭，二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七年（1881）任山西巡抚。1884年升两广总督。1889年~1907年，任湖广总督。1907年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1909年，病逝于北京，谥号文襄。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在贵州省兴义府府邸的内宅里，充满了喜庆和期待的气氛，知府张英的夫人朱碧筠就要分娩了。
一阵阵的*声，隐约传到前面的厅堂里。张英坐不住了，把手中的书卷放在桌上，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期盼着顺利分娩的消息……
随着几声宏亮的婴儿啼哭声，女仆进来传报：“恭喜老爷！夫人顺利分娩，生了位胖胖的少爷。”张英眉开眼笑：“好，好！就叫张之洞。”张英提笔写下了儿子的生辰八字：字孝达，号香涛。
张之洞5岁时，由父亲张英领着去拜见一位姓何的教书先生。何先生从《三字经》教起，每天教20个字，他便以为教了不少了。谁料张之洞过目不忘，念三四遍即能背诵。不到一个月，就把一本《三字经》背完了，何先生便夸奖之洞聪慧过人，真是神童。
一天，张英来到书房，不动声色地先让之洞把《三字经》背诵了一遍，见他背得轻松，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让张之洞认读，之洞一一确认不误。张英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好，好！跟着老师好好学吧！长大成才，为国效力。”转脸又对何先生说：“我虽略通文字，之洞这孩子的聪颖，强我十倍。先生博学卓识，执教多年，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培养成人。”何先生喜悦地说：“是啊，是啊，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
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小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对父亲的嘱咐，虽不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但父亲期望他读书的话，却已印在幼小的心灵里，使他平添了一股求学若渴的力量。
10岁时，张之洞依依不舍地拜别了何先生，从此结束了家塾生活，进入兴义府学继续攻读。在府学执教的，都是名冠兴义的饱学之士。在那里，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11岁这年，一位叫敖慕韩的老师想试试张之洞的诗文，把他叫到身边：“之洞，我出一首诗，你来和一首，行不？”
之洞说：“多谢先生指教，之洞愿意试试。”
“好！那我先出一首李白的《峨嵋山月歌》吧！”敖慕韩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你先去想想吧，和完了就交给我。”敖慕韩老师亲切地拍了一下之洞的头。
小之洞点点头，转身刚走几步，又转回身来，说：“先生，我和上了。”
“什么？你和上了？这样快！你诵出来我听听！”敖慕韩惊喜说道。
之洞站直身子，大声诵道：
幽燕杰士遍《春秋》，代有奇才如水流。
长在兴义思故里，十龄未曾到沧州。
敖慕韩满脸惊喜，细细品味一下，说：“好，好！确实是好，你先写在纸上，我再给你出一题目。”
之洞将和诗写在纸上，敖慕韩又诵出一首诗，是白居易的《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入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表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色留是此湖。
之洞略作思考，说：“先生，和诗有啦！”
“真的？你写下来。”敖慕韩欣喜说道。
之洞小手挥动，立刻写出一首和诗：
最是家乡好画图，千里平畴一展铺。
风吹小麦重重浪，雨润高粱穗穗珠。
绿树梢头挂红枣，青柯腰里挎玉菽。
若问父老今何在？南北皮城守淀湖。
（注：南北皮城指南皮县，是张之洞祖籍之地，今属河北省管辖。秦朝时，这里建有两座皮城，南面的叫南皮城，北面的叫北皮城。县境内有一大湖泊，名叫大浪淀。）
“妥！妥！真是奇才啊！”
很快，这几首和诗传扬开去，被人们津津乐道。
初露锋芒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13岁的张之洞离开了贵州兴义，踏上了去老家南皮的旅途。
张之洞兴趣盎然地坐在轿内，隔着小窗眺望着逶迤起伏的山峦，不断向赶车的老家人询问沿途的景物，感到新奇和振奋。他向往父亲常常怀念的南皮，向往故乡的大平原和鱼肥水美明镜一般的大浪淀，还有水天相连、浩瀚汹涌的渤海。他更盼望来年县试，神往那场一展才学的角逐。
张之洞在老家人的带领下，到南皮县衙报了名。办好应试手续以后，他又备妥了文房四宝和应用的考具，耐心地等待着考期的来临。
县试这一天，小之洞早早来到考场前等待入场，全县来应试的几十名童生也都陆续来临，这其中最小的，就是张之洞了。不仅年龄小，个儿也长得小。因受了母亲遗传和贵州水土环境的影响，张之洞比北方同龄的孩子要矮一些，看上去不过才像八九岁。所以十分引人注目。
县学的教谕许知礼远远见来了个小孩考秀才，甚是稀奇，便走近前来，问道：“你也是参加县试的吗？”
“是的，请先生多多教导。”之洞看官服知道是位县学的教谕，说辞便极为谦恭。嫩生生的一句，说得许知礼心里很舒服，又问：“你叫什么？哪村的？父亲是谁？”
之洞一一作答，两只明亮的眼睛在许知礼长满麻子的脸上扫来扫去。
许知礼已经60多岁，任县学教谕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有这样小的童生应试，听说是张英家的那位小神童，立刻心生喜爱，便说：“人的名儿树的影，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果然不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之洞满有把握地说。
许知礼想试下他的文思如何，对着院内一棵树干弯曲的桃树说：“我就以那棵桃树为题，上联是：驼背桃树倒开花，黄蜂仰采。”
众童生一听，许先生出的这个句真够难的，便都围拢来看热闹，看久享盛名的小神童能否对上这个刁对儿。
在众目睽睽之下，小之洞不慌不忙，略一思忖，说：“有了，老夫子，你看行不?我对的是：瘦脚莲蓬歪结子，白鹭斜视。”
“好，太好了。”许知礼连声夸奖，围观的人群也唏嘘赞叹。
“真是名不虚传。我再出一个你对。”许知礼打心里喜欢上了小之洞，看他小小的个儿，瘦瘦的身子，肥肥大大的衣服不太得体，松松垮垮的，便有些开玩笑，说：“我这回上联是：小童生两脚木耳。”
之洞咧嘴一笑，说：“我这回的对句是：老大人一脸花椒。”
“好！哈哈哈哈 ……”众人立刻腾起欢快的笑声。
“咣——咣——”锣声响了，入场的时间到了，张之洞随众考生鱼贯入场。
许知礼摇头笑笑，没想到小之洞拿自己的一脸麻子做文章，颇有点不好意思。
张之洞在连考的五场中，不论是八股文、试贴诗，还是经论，律赋、策问等，场场轻车熟路，挥笔而就。
不久，县试发榜，在所取的15名生员中，张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
金榜题名
清同治元年（1862），张之洞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心情闷闷不乐。为此，他常常是孤灯为伴，彻夜不眠。怅惘之中，张之洞更无心于书卷，经常是魂不守舍。
石夫人看在眼里，常以好言劝慰，但也无济于事。这天，石夫人在整理他的书案时，又发现他的一些诗句。什么“佳林十步苦徘徊，难得一步入杏苑”；“已许丹心酬圣主，缘何白眼对书生？”等等，全是发泄科场失意的句子。
石夫人看着这些诗句心里琢磨：他被这场打击折磨得心灰意冷，该如何引导他走出阴影呢？思索片刻，她提起笔来，展开素笺，为丈夫深情地写下一首诗。
当夜，张之洞又来到书案前愁眉苦坐，忽见零乱的书案被收拾得秩序井然，那些残篇断章被整齐地叠成一摞，最上一纸写着四行娟秀的墨迹。他狐疑地捧起诗稿，凑到灯前一看，上面写的是：
桂林杏苑咫尺近，一步何劳悉怅多；
天公有意君知否？大器先须小折磨。
张之洞被深深地打动了，反复吟咏着，感受到夫人的满怀深情，弥足的信任和深切的期望，有谆谆的鼓励和殷殷的爱慕，有娓娓的劝慰和脉脉的体贴。他怦然心动，深为自己的潦倒和气馁而愧疚，长时间如漩涡一样涌荡的心绪，忽然平静下来。心潮中的泥沙沉淀了，剩下来一泓清水。之洞转身回眸，爱妻正脉脉含情地看着自己，那充满信任的光芒，洒落在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海上，又激起一阵爱的涟漪……之洞起身走来，把爱妻紧紧地拥在怀中，默默无语，却表达了无限的情意。
张之洞在妻子的抚慰中醒转过来，看到了一个阳光的灿烂的早晨。他振作精神，专心致志地准备参加明年恩科会试了。
同治二年（1863）三月，25岁的张之洞再次参加朝庭会试，中进士，被大清皇太后慈禧钦点为第三名。名曰探花。从此，张之洞踏上为官的仕途。
励志图强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起用冯子材，力主抗战，从而获得镇南关——谅山战役大捷。此后，张之洞声誉大振。通过主事中法战争，使张之洞更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他看来，要取得民族保卫战的胜利主要在于储备人才，人才比武器重要得多。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大力兴办洋务教育，力求使国家富强起来。
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开办了电报学堂，后在湖北、两江地区陆续兴办了一批实业学堂。1896年，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了江南储才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职业技术学堂。在创办江南陆军学堂之时，还附设了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建立农务学堂，并开办工艺学堂等等。这些学堂开设的目的在于传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专门技术学校。
清朝末期，各地方督抚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其中，张之洞所在的湖北地区派遣的留学生数量最多。1882年，张之洞派译员俞忠沅率领10名工匠赴比利时学习冶炼钢铁的技术。1896年，张之洞派40名学生，分别到英、法、德三国留学。1898年，清朝政府派出56名学生留学日本，其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学生就占了20名。这些留学生的派遣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培养了大批先进人才，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之洞认为：“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在张之洞创办的外国语学堂中较为有名的是湖北自强学堂，这所学堂是1893年为适应当时局势而将方言商务学堂改名而来的。从创办外国语学堂的经验中，张之洞认识到了翻译西方书籍的重要性。于是，在1902年成立了由两江和两广地区合设的江楚编译局。这种重视外国语教育和翻译西方书籍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晚年的张之洞入主军机枢要，他除了为教育事业继续努力之外，还根据洋务派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在《劝学篇》中，他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这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