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的基础是什么,货币理论有哪几种

早在172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罗(John Law)就曾指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货币的本质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三个世纪过去了，约翰·罗的这一断言似乎依然适用。在这期间，货币的本质一直是货币经济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论题。从十六七世纪期间的货币金属主义者和反货币金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到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争，再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论战，均与对货币本质的论争息息相关。

2008年爆发的这场“大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又复兴了有关货币本质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引发了对主流的货币本质观及其货币理论的质疑和批判。近年来在全球兴起的比特币热潮，同样与对货币的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该电子货币因被视为一种更加安全、自由和高效的交易手段，而得到众多科技狂热分子的支持和鼓吹。

不同的货币本质观形成了对货币经济的不同理解，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讨论货币本质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却往往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并被“一厢情愿”地视为一种不可能引发争论的“常识”。

事实上，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解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主流经济学界所秉持的“基于交易”(barter-based)的货币本质观，另一种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界所坚持的“基于债务”(debt-based)的货币本质观。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货币本质观导致对货币的起源、演进、职能和作用等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本章试图对这两种不同的货币理论进行对比，以期增进对现代货币生产型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y)的认识。

货币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对“货币是什么”的一个基本界定。从历史上看，有关“货币”的真实起源是无从知晓的，它消失在冰河融化时期那一印象模糊的时代中。人们很久以前就已断定，货币早于文字记录，因为文字最早的例证似乎是货币债务的记录，所以我们可能无法揭示货币被发现的文字记录。因此，实际上，后人是根据自身对“货币是什么”的界定去辨识货币，去推断货币的产生和演进。换言之，我们在刻画货币的历史时，事实上是基于以货币的本质为核心的一套基本的货币理论；反过来，这段“杜撰”的历史又被用来为这套货币理论辩护，仿佛这段历史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可见，货币本质观决定了对货币相关范畴的理解，包括货币的职能、货币的产生、货币的作用以及货币经济的性质等。

那么，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思想史上，大体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主流经济学界所秉持的“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通常认为，这种主流的货币观传统发端自门格尔，因而又被称为门格尔主义(Mengerian)。从这种本质观引申出来的货币理论通常被称为货币金属论。门格尔主义后来得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明确继承和发展，包括杰文斯(W.S.Jevons)、米塞斯(von Mises)、阿尔钦(A.A.Alchian)、诺斯(D.North)、萨缪尔森(P.Samuelson)、清泷信宏(N.Kiyotaki)和布鲁纳(K.Brunner)等。除了这些典型的拥趸之外，这种货币本质观事实上得到了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沿袭和发展，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货币经济学，都隐含地遵循着这种传统，故而这种货币本质观又被称作“隐含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货币本质观已经写入经济学教科书，成为深入人心的“常识”。

与主流货币本质观截然相对的，是来自非主流经济学界所坚持的“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通常认为，这种非主流的货币观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G.F.Knapp)的“国家货币理论”和英国外交官英尼斯(A.Mitchell Innes)的“信用货币理论”。与主流货币本质观得到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拥护相比，这种非主流的“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更为各色边缘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并得到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他们包括经济学家明斯基(H.P.Minsky)、凯恩斯(J.M.Keynes)、勒纳(A.P.Lerner)、古德哈特(C.A.E.Goodhart)、雷(L.R.Wray)、基恩(S.Keen)、戈德利(W.Godley)、摩尔(B.Moore)、赫德森(M.Hudson)、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社会学家英格汉姆(G.Ingham)和人类学家格雷伯(D.Graeber)等。从经济学流派上看，该货币本质观主要得到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而言，这种货币本质观可以从该学派中的国家货币理论（State Theory of Money或Chartalism）、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信用货币理论(Credit Theory of Money)、内生货币方法(Endogenous Money Approach)、法国—意大利的货币周转方法(French-Italian Circuit Approach)以及资金流量方法(Flow of Fund Approach)等理论中找到。

下文笔者将对这两种由来已久且针锋相对的货币本质观进行对比，重点将着眼于它们在货币理论相关范畴及政策含义方面理解上的歧见，而不是关注各自货币本质观的细节。关于这两种货币本质观的详细介绍可参见笔者和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

（一）货币的本质

主流的“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将货币视作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的媒介，即人们普遍接受且都愿意拿来做交换的特定商品。该商品还充当着一种“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起着表现和实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作用。这种传统观点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有许多不同的商品充当着这种交易媒介。渐渐地，金和银等贵金属由于其内在属性更适合用作交易中介，而获得普遍认同并充当唯一的交易媒介，某种固定重量且具有公认成色的金属于是成为价值标准。而为了保证其重量和质量，政府有责任发行加盖其特殊印记的金属铸币。最后，为节约金属使用和运输成本，“信用”出现并替代了铸币。

持有“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的非主流学者则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债务。他们利用克洛尔(R.W.Clower)的著名论断“货币可以交换商品，商品也可以交换货币，但是，商品不能直接交换商品”推论出，货币不可能是商品。相反，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货币不可能在未同时创造一种债务的前提下被创造出来，正是债务创造驱动了“货币化”的过程。货币工具从来就不是商品，而总是债务，它以权力机构确立的记账货币表示，因而货币从本质上必然与某种权力机构——“国家”相关联。并且，由于债务是具有等级结构的，作为特殊债务的货币同样具有质的差异。国家法定货币由于具有“税收驱动货币”(taxes-drive-money，TDM)的性质，因而处于债务金字塔等级结构的顶端，意味着社会的最终支付手段。

（二）货币的职能

由于主流的货币金属论将货币的本质看作一种特定的交易媒介物，“交易媒介”便自然而然地被这种理论界定为货币最根本的职能，作为“货币”的定义以及“货币”存在的根据，这正是主流货币理论被米塞斯称为基于交易的“交换货币理论”的原因所在。现代货币理论中的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MIU)、现金先行模型(CIA)和货币搜寻模型(SMM)均是基于货币交易媒介的职能。而交易当中等价交换的要求，使得货币这种交易媒介也可用作价值的尺度。并且，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又可衍生出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这源自主流货币理论中货币的商品属性。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和世代交叠模型(OLG)均是从价值贮藏职能出发，探讨货币在经济中的角色。

与主流货币理论不同，非主流的“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因从债务角度来辨识货币，所以将抽象的“记账单位”功能视作货币的首要职能。这种职能又被称为货币的“虚拟货币”形式，成为信用论者研究货币的出发点和着重点。作为记账单位，（记账）货币首先得以量度债权和债务；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物）能够清偿债务。这正是非主流货币理论被称为“信用货币理论”或“国家货币理论”的原因所在。在持有这种本质观的学者看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则是伴随且依赖于最初的记账单位的职能而产生的，充当交易媒介的事物只是一种国家管理的记账单位的实际体现。“价值贮藏”这一职能也重要，只不过一个人是以另一个人的债务的形式来贮藏财富。

（三）货币的作用

按照主流的货币本质观，货币的产生解决了物物交换的难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演变和经济范围的扩大。但是，一旦货币出现之后，只要它运行正常，接下来货币变量的变化对基本物物交换的比率就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经济过程就会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那样运转。因此，货币被称为“外衣”或“面纱”，（至少从长期来看）它是中性的，“货币分析”(monetary analysis)常常处于熊彼特所称的“实物分析”(real analysis)的从属地位。真正重要的是隐藏在“外衣”或“面纱”后面的东西，即庞大的以物易物的体系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分析经济过程的基本特征时，不仅可以揭掉这种面纱，而且必须揭掉。这就是所谓的两分法。经济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研究直接交易，由纯粹实物交换所展示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是不受货币因素影响的。

然而，根据非主流的货币本质观，货币作为一种债务，体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它不可能是中性的；相反，货币因素对于解释实际经济过程是重要的。在货币生产型经济中，货币不仅不是经济生活的“面纱”，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部分，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真实变量，因而将货币面同实物面割裂开来的两分法是不恰当的。货币债务的可得性及其成本决定了投资的类型和规模，从而决定了经济的真实产出和收入。而且，货币债务由于具有等级结构，其质量同样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货币既是一种债权（资产），又是一种债务（负债），债权总是设法与债务取得联系，因而资金流动的平衡至关重要。当一个核算单位获得的信贷不足以偿还过去的债务时，融资困境便会产生。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冲击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则只有政府能够提供所需的信贷，即社会的最终支付手段——国家货币。因而，货币赋予了国家参与和调控经济的权力与手段。

（四）货币的起源和演进

主流货币理论由于将交易媒介作为货币最重要的属性和职能，因而从该职能出发基于交易来推断货币的起源和演进。在主流货币理论家们看来，货币起源于私人部门，它只是作为便利市场交易物而存在。货币的演进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的反应。因而，主流货币理论家们创建模型，以展示私人部门如何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朝着货币经济的方向发展演化。这整个过程被置于私人系统内部，而无须政府参与。这意味着，基于物物交换的市场先于货币出现，货币必须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市场追求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从而将物物交换中的相对价格转变为名义价格。就货币的具体演变形式而言，受效率和效用驱使，首先产生的是各种商品货币，随后集中到贵金属货币（铸币），最后则发展到发达的信用货币。

由于在货币的本质和根本职能的理解上同主流货币理论相左，非主流货币理论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货币历史“重建”。在他们看来，货币的本质是债务，因而理应从债权和债务关系当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而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首要职能，自然而然，货币的产生便源自这种职能，它被用来作为量度债务的计价标准。具体而言，货币源自这样一种债务形式，即在平等社会向特权社会或等级社会转变期间，权力机构强加于下层阶级身上的债务，这些债务用权力机构所确立的记账单位（即记账货币）表示。因而，货币并非起源于私人部门，而是源自公共部门，它是公共部门的一种发明（或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用于量度债权债务，并实现将资源转移到公共部门的目的。因而，货币的诞生早于市场的发展，诸如记账货币、价格表、债务、账簿等货币性构成(monetary constructs)都是市场交换与货币化生产的前提条件。在货币的演变上则恰好相反，首先出现的是类似于当今的信贷体系，很久之后才出现铸币，而以物易物只是在人们使用铸币和纸币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

（五）货币的价值

主流的货币理论是从逻辑上由在其之前的物物交换理论直接引申出来的，故而认为，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予以担保。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逻辑根源就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而不必考虑货币的作用。换言之，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本身具有不依赖其职能的交换价值，其价值由货币商品的内在价值（货币材料的价值）决定。具体而言，在出现许多特定商品充当货币的商品货币时期，货币的价值由这些特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决定。当这些特定商品集中到贵金属身上而步入金属货币时期，货币的价值自然地便由这些金属材质的价值决定。权力部门在金属货币上面加上印记只是出于方便，避免称重的麻烦。印记仅能说明并保证硬币中包含的这种商品的数量与质量，而不是它的价值的原因，货币金属论因此而得名。纸币出现之后，其价值依然由其可自由兑换的金属的价值决定。而在当代，“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价值也应当由背后与其相对应的各种商品的价值决定。

不同于主流货币理论，非主流的货币理论是从逻辑上由在其之前的债务理论直接引申出来的。这种理论声称，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债务构成，或由某种债务作为载体。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逻辑根源便是这种债务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但须同时考虑货币这种特殊债务的作用。然而，货币作为一种债务，并不像商品那样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其价值也并非来自表面上看来的商品的内在价值（货币材质的价值），而是应当来源于外在所赋予的普遍接受性以及相应的购买力。具体而言，作为一种国家的产物，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国家的主权[插图]权力。国家（权力机构）强制征税并且决定以何种方式纳税（货币的载体）的权力，决定了货币这种债务形式的普遍接受性和价值，因而货币的价值与其材质无关。在商品货币尤其是金属货币时期，权力机构将金属作为其货币债务的载体，货币的价值并不是来自金属的内在价值，而是来自国家的规定，所以在实践中，金属铸币常常以高于其自身内在价值的价值流通。在信用货币尤其是法定货币时期，无内在价值的纸币成为债务的载体；是承诺接受纸币缴纳税收和相对于税收总额纸币发行的限制，才使纸币拥有了价值。

（六）政策含义

主流的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从商品交易的视角来看待货币，主张货币数量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商品货币体系才是理想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消除通胀压力，为此需借助一些非人为的力量对货币的增长率严加控制。在商品货币时期，其政策法则在于，货币应该牢牢地与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并能与这种商品自由兑换。在信用货币时代，其政策要点则在于，借助通货管理方案，力图使现实的信用体系“如同”以商品为基础的体系一样运行，即旨在设计一个可实践的体系，使其尽可能接近地模仿一种理论上的商品货币经济所具有的特性。从“货币主义”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single rule)，到“新货币共识”(new monetary consensus，NMC)旨在钉住目标利率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均是试图保障当今的信用经济在一种类似过去的商品货币经济中自我稳定地运行。而在国际层面，国际货币体系同样是一个建立在纯粹市场基础上的中性体系，市场过程本身基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产生了区域货币体系，因而放弃货币主权，加入区域货币体系是合意的。

从债权债务角度研究货币的非主流货币本质观则反对货币数量论，进而反对僵化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提倡相机抉择的货币管理原则，认为货币单位的价值不应该与任何特定商品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理想的货币体系是信用货币体系，应该内生地满足贸易的需要，即信用体系的作用甚至责任就是要满足工商业者对金融的需求。并且，对信用体系的约束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可能会因为给金融体系穿上一件“紧身衣”而对经济的繁荣造成损害。另外，信用体系却又是脆弱的，容易产生资产泡沫和债务通缩，此时货币政策应当注重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同时应该发挥财政政策在其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以维护信贷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换言之，货币政策管理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它还需要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进行协调配合，从而通过技巧娴熟的权变行动来确保经济行驶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的安全轨道上，并避免金融危机发生。在国际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非中性的制度体系，国内债务货币的等级特征同样表现在国际范围内的货币战争之中，因而应当坚持本国的货币主权，以保证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七）方法论

主流与非主流货币理论在货币本质观之间的对立不仅仅体现在以上与货币相关的范畴概念之间的不同上，而且反映在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分野上。主流的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采用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在其观念图景中，人类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其与生俱来的习性便是以物易物。在这种市场交换活动中，每个理性经济人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同时还增进了社会福利[插图]。货币的起源和演进便是这种市场逻辑的结果。随着市场以物易物的发展，理性经济人会选择交易成本节约型的商品进行间接交换，货币由此在市场中自发地产生了，它不仅节约了个人成本，而且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带来了帕累托改进。主流货币理论进而将货币的这套逻辑起源理论应用到货币的历史起源上，从而构造出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货币演进路径：现代社会制度比原始社会制度要更为复杂，原始社会制度遵循着现代社会制度的逻辑。

主流货币理论这套标准的市场逻辑遭到了非主流货币理论家以及钻研货币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坚决反对。与其相对，他们那种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采用的则是一种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遵循着社会建构与组织的行为逻辑，并坚持以国家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在他们的图景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其中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而又古老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之间以赔偿金（赎罪金）、费用、贡赋和税收等各种债务形式发生关联，这些债务实践背后又与道德、法律、习俗等制度密切相关，而最为重要的往往是权力及权力机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货币的起源和演进便来自这种社会的或者说国家的逻辑。随着债务实践的发展，由权力机构强制征收的普遍的“债务”或税收义务逐渐取代了过去对受害者的具体债务，所谓的“债务社会化”进程随之产生。债务社会化接下来便催生了权力机构创造货币单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实现征税工作的简化和标准化。货币（记账货币）由此诞生，权力机构发行的债务货币也随之出现，这不仅实现了债权债务的量度和偿付，而且也促进了私人市场的形成。同样，非主流货币理论于是也将货币的这套逻辑起源理论应用到货币的历史起源中，构造出一种并非从简单到复杂的非线性货币演进路径：原始社会制度要比现代社会制度更为复杂，它们往往掩盖了而不是暴露了社会制度的逻辑实质。

马克思曾说过：“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这在上文所述的主流与非主流货币本质观之间的论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表1-1所示，这两种货币本质观的鲜明差异具体源自它们“不同的范畴概念和经济学方法”。对货币本质即根本属性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决定了它们对货币根本职能即存在意义的不同定义，同时也决定了它们所赋予的货币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基于各自所形成的基本货币理论，两派刻画出有关货币产生和演进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货币历史。这种“虚构的”货币历史又同各自的货币理论图景相互支撑和强化，从而为各自迥乎不同的政策含义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并且，这些理论和政策范畴的歧见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方法论上的分野，同时又被这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所“锁定”。

表1-1 主流与非主流货币本质观之间的简要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归纳整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争论和分歧呢？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主流的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所刻画的货币起源和演进缺乏充分的历史证据支撑，因而一直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批评和质疑。如在以物易物研究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人类学家汉弗莱(C.Humphrey)就曾得出如下确凿无疑的结论：“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类学的研究均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因而，尽管如前所提及的，如今已缺乏货币起源的详尽历史资料，货币的真正起源已无从知晓，我们只能通过一套基于货币本质观的货币理论去辨识货币，去“理性重建”货币的历史起源和演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恣意地忽视既有的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

相反，这种重建必须符合已有的历史记录。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有关货币产生和演进所重建的基于交易的市场逻辑，不仅无法找到有效的经验证据支撑，而且有些部分甚至还违背了既有的历史事实。相比之下，非主流的基于债务的货币本质观及其历史观，却往往更加契合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这可以从非主流货币理论家所援引的其他领域的（包括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研究成果为其货币历史观“背书”看出。既然如此，主流经济学界和货币学界为何依然固守那种深入人心的“常识”，而忽视非主流的那种替代性的歧见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主流的货币理论或许从来就不希望成为一个符合实际、契合历史事实的理论，而是旨在成为一个标准化的理论，正如理论应该成为的那样。非主流的货币理论则缺乏这种标准化的经济逻辑，无法用数学模型来予以表达。主流经济学家只能倾向于忽视历史事实，而构建一个基于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

其次，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对货币本质观的不同理解，会通过“棱镜”的作用对货币经济体系形成截然不同的透视。主流货币理论将现代货币经济解读为一个物物交换体系，货币只是该体系中的一层“面纱”，不具有实质性作用，因而所秉持的是一种交换的逻辑。然而，与之相比，“基于债务”的非主流货币理论的出于生产的逻辑的解读却要深刻得多。在非主流货币理论家的视野中，货币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或货币生产型经济。生产过程本身以货币为起点，并以最终获得更多的货币为目标。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生产的目的在于积累货币，而不是用生产的商品交换其他商品；另一方面，生产必须以货币开始，而不能以商品开始。根据他们的货币债务本质观，货币生产型经济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信用（债权债务）体系。生产者通过发行自身的债务获得融资（银行货币），之后出售生产的商品获得利润（银行货币或法定货币）来偿还债务。这意味着该经济体系由一张复杂的信用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的信用关系具有不同的可靠性和接受性，因而需要一种同时充当价值标准和最终支付手段的债务货币，以保障整个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这种债务货币只能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这种债务形式由于国家主权即“税收驱动货币”的机制而成为最具普遍接受性的支付手段。建立在这种计价货币基础之上的等级货币体系，是货币化生产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无论金融创新、去除管制，还是技术进步，都无法改变这一点。这种债务的实物形式，无论是纸质票据、账簿记录还是电子代码，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政府在该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特币”恰恰就忽视了政府在货币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因而“一厢情愿”地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来标榜“去中心化”，实现摆脱政府控制的目的。这必然使得它缺乏信用保证，从而制约了它作为货币所应有的广泛接受程度。

最后值得反思和探究的是，为何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货币的本质一直争论不休，而且至今依然悬而未决。主流经济学一直认定货币的根本属性在于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起源于以物易物，秉持的是市场的逻辑，将人们看成独立的个体，彼此不欠任何东西；非主流经济学却笃信货币的本质在于体现债权债务这种重要社会关系的债务，起源于原始债务，秉持的是国家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处于债权债务关系当中，带有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这两种看法似乎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人类创建货币的真正可能性只能来自它们二者之间。然而，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货币的本质事实上包含着它们各自所笃信的两个方面？会不会商品和债务属性兼而有之？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货币的诞生尽管不太可能源自以物易物，但却有可能源自基于信用的交易，即交易并非立即就互相抵销，而是建立在债权债务的基础之上。这使得货币的本质在商品和债务之间徘徊，并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硬币这种仍然被我们视为最典型的货币形式的货币物上。它完美地包含了货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由于由金银等贵金属构成，它本身是具有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印上了政府权威的标记，而带有政府债务的印记，其价值变得更高。

主流的市场逻辑和非主流的国家逻辑的两分法同样是错误的。实际上，许多证据表明，国家和市场是同时出现的，国家创造了市场，市场需要国家，离开了彼此，两者都无法维系。换言之，市场和政府均在货币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影响着商品属性和债务属性在货币当中所具有的权重。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更多地体现出它的商品属性；而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则更鲜明地反映出它的债务属性。这意味着，货币的商品属性和债务属性是硬币的两面，一方为另一方的前提，并且随着货币的演进，这两种属性的重要性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债务属性会变得更加明显，而商品属性会变得更加模糊乃至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