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古籍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成果表明，黄帝是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中国远古政权组织雏形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奠定，施政化民的举措，亲民理念、创业精神等因素的出现，无不与黄帝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黄帝创制为特征凝聚、演变而成的黄帝文化，以其开拓、进取、统一、团结、和谐、创新等文化理念及其丰富意蕴，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丰富、继承、弘扬和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须臾离不开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纽带。
中华民族始祖文化的认同
认祖祭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始祖文化认同。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黄帝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民族魂。作为民族始祖，黄帝不仅仅是血脉上的认同，更是中华民族尊崇的神圣精神文化符号和凝聚力、向心力的象征。黄帝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文化开创时代，人们常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即是由黄帝时期计算而得来的。民族始祖的认同，其基础是历史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不竭源泉。从黄帝开始，五帝承传，夏、商、周三代天子，春秋战国诸侯，秦汉直至明清帝王，无不奉尊黄帝的治统，无不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纪事著史传统，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二十四史被世人公认为国家“正史”，二十四史的首部是《史记》，《史记》开卷是《五帝本纪》，而五帝始于黄帝。在先秦两汉时期的《逸周书》《周易》《山海经》《春秋左传》《世本》《国语》《庄子》《列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大戴礼记》《淮南子》等古籍中都有对黄帝事迹不同程度的记述，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表明，黄帝部族的活动代表着中国早期文明的初步跃进，其跃进的痕迹，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再经由周人的增益、润饰，更加鲜明而丰富，尤其是经过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慎重的整理与研究，并以《史记·五帝本纪》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篇以来，黄帝登上了至尊至贵的显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及中华治统的缔造者，黄帝文化由此而得以传承下来。黄帝在历代被尊为民族初祖、人文始祖，追溯中华文明的发祥史，要推及黄帝时代的史迹与传说，而考察中华文明的性质和特点，更是不能离开对黄帝文化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述以来，历代典籍都把传颂黄帝的丰功伟绩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鲜明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华五千年历史之所以传承得如此清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只有中国是仅存的硕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中华民族拥有并一直在传承与弘扬颇具中国特质的黄帝文化。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黄帝是中华文化的拓荒者，以其启迪文明、开辟鸿蒙为典型特征的制作与发明，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倡导农耕。种植五谷始于神农时代，黄帝时代农耕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黄帝内传》也记载黄帝“述耕种之利，因之以广耕种”。食为民天，黄帝重视农业生产，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倡导者。
制作衣冠。《竹书纪年》卷之一记载，黄帝“初制冕服”。《世本·作篇》记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伯余、胡曹皆为黄帝大臣，因为他们制作衣物，黄帝时代的人们已不是赤身裸体或披树叶穿兽皮，而是有冠帽，有衣服。
造屋宇。筑屋居住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史记正义·五帝本纪》说：“黄帝造屋宇。”“造屋宇”标志着黄帝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由游牧不定的生活方式向农耕定居生活转变。
发明舟车。《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交通工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舟车的出现是黄帝时代统一战争及部落之间联系加强的需要。
制造器皿。《物原》有“轩辕作碗碟”的记载。《古史考》说“黄帝作瓦甑”。碗碟、瓦甑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黄帝时代碗碟、瓦甑的制作，标志着远古时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发明冶金术。《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冶铜业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黄帝采铜矿以冶铸，说明在黄帝时代中国人已掌握了冶金术。
发明文字。考古虽然证明殷商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但大量古代文献则记载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世本·作篇》记载：“沮诵、仓颉作书。”《说文解字·第十五上》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沮诵、仓颉都是黄帝的大臣，文字的发明显然是黄帝时代的重大进步。
制定天文历法。《世本·作篇》记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史记·历书》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这说明在黄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出现研究天文制定历法的活动。
制乐。《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记载，黄帝“令岐伯作军乐鼓吹，谓之箫铙歌，以为军之警卫，《鼓曲》《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玄云》《朱鹭》等曲，所以扬武德也，谓之凯歌”。《世本·作篇》记载：“黄帝乐名《咸池》。”《咸池》是黄帝为教化民众所作的乐名。咸，皆也。池，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
创制绘画。考古发现，黄帝时代已经有了中国最早的绘画。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发现的具茨山岩画可视为中国绘画艺术的源头，为今人探索远古文明和深入发掘黄帝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
创作医经。黄帝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在《云笈七签·轩辕本纪》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善说草木之药性味，为大医。帝请主方药。帝乃修神农所尝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内外经》。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药性之善恶。扁鹊、俞跗二臣，定《脉经》，疗万姓所疾。帝与扁鹊论脉法，撰脉书《上下经》。帝问岐伯脉法，又制《素问》等书及《内经》。帝问少俞针注，乃制《针经》明堂图炙之法，此针药之始也。”
黄帝时代的文化进步，是中华民族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重要标志，它开启了中华文化的先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深至远。
大一统文化的开端
黄帝是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象征，是华夏社会秩序的最早建立者和维护者，更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开创者。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五千年前，中华民族开始迈入大一统历史新时代。这个以黄帝统一黄河流域诸部落为特征的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印记，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尤其是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经司马迁“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的严谨审视，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很重视黄帝与炎帝、蚩尤之间战争的意义，他认为，正是由于黄帝战胜了蚩尤、炎帝并统一分散、混战、动荡的黄河中下游诸族邦部落，开启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先河，才最终迎来了华夏政治文明的曙光。黄帝部族与炎帝、蚩尤等部族的大战，奠定了黄帝部族在中原部族中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统一、兼并战争过程中，黄帝将众多部族融合成为一个合作与互利共存的部落联盟体，这应是中国最早的一种政权形态，为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融合、大统一、大发展的历史新时代。
司马迁说，经过多年统一战争，黄帝势力所及“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政治上，经过黄帝的统一战争，东至东海，西抵陇山的崆峒山，南到熊耳山，北至河北涿鹿，都已经成为华夏族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范围，统一的部落联盟制度也已建立起来。经济上，各部族在黄帝治理下日益走上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之路。科技文化上，特别是天文学达到了由统一政权领导组织、有固定地点、有专职人员观测、有定期报告的较高水准。文字也因仓颉等人的努力而进入一个相对统一的新时期。部族的融合必然会加速早期华夏政治文明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种以兼容并包、团结统一、协和天下等为核心理念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形成的。
治理文化的滥觞
治理文化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是政治家在前代及自己治理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而成、高度浓缩的一种政治之道，决定和影响着政治、社会变迁的程度和方向。黄帝武功文治兼备，是治理者的典范，由黄帝对远古部族治理经验所形成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治理文化的滥觞。
铸鼎。黄帝治理首推铸鼎。《史记·孝武本纪》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鼎在中国历史上是权力的象征物，铸鼎就是建立政权、立国、治世。在铸鼎的背后，可以看到黄帝对华夏政治文化的奠基式意义。
以民为本，重视民生。《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艺五种，抚万民”的记载。《黄帝四经·十大经·立命》更是记载有黄帝的“亲民”之言：“吾畏天、爱地、亲民。”“亲民”是黄帝治理思想的出发点。
建立官制。黄帝时期设官建制，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贤能之士以治民。《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以云纪官，“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黄帝时的治理之官是按春夏秋冬四季天象而设置。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黄帝设置“五云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辅佐以“监于万国”。除创设治理之官外，黄帝还建立史官制度。《鬻子·数始·五帝治天下》记载：“黄帝置史官。”《绎史·黄帝纪》说：“黄帝之史，沮诵、仓颉，视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则。”《世本·作篇》记载：“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史官。”治理之官与史官制度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上层建筑的基本要素。黄帝依靠部族政权所从事的官制建设，开启了中国远古政治文明的曙光。
开创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云笈七签·轩辕本纪》有黄帝“位居中央，临制四方”的记载。《通典·州郡一》说：“昔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中国古代有居中图治的传统，黄帝抚万民、度四方、治理万国的经验，成为后来《韩非子·扬榷》所浓缩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理论之源泉。
作礼乐法度以教化民众。黄帝是中国古代礼法之制的创始者。法天之治是黄帝施政的特点，因为天地之道体现出法则、秩序，黄帝之治主要是规范和调整社会秩序。《管子·任法》说：“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追述华夏法制及礼乐文明，应从黄帝开始。《史记·秦本纪》说：“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白虎通义·崩薨》说：“礼始于黄帝，至尧、舜而备。”《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玉海·礼仪》说：“礼名起于黄帝。”黄帝作礼乐法度，使早期的华夏族部落从无序开始走向有序，实开中华数千年礼乐法度文明之先河。
经土设井，治理有方。《通典·食货三》记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黄帝“经土设井”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井田制度的基础。
重视祭祀。祭祀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人十分重视祭祀与战争，视此为建立和维护政权秩序之根本，而此政治文化明显渊源于黄帝治道。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最早的祭祀从炎帝神农氏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了。《宋史·礼志第五十六》记载：“按蜡始于伊耆，后历三代及汉，其名虽改而其实一也。汉火行，用戌腊。腊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猎禽兽以享百神，报终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庙，旁及五祀，展其孝心，尽物示恭也。”但真正将祭祀典礼与国家政权需要结合在一起，则是从黄帝开始。《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郊雍上帝。”《通典·礼四》记载：“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在古人心中，上帝代表天意，顺天应人是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条件。黄帝“郊雍上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是在昭示世人轩辕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倡行“中和”。《白虎通义·号》说：“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白虎通义·谥》说：“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长期的统一战争及治理天下的经历，使黄帝深谙“中和”理念在施政安民实践中的重要性，倡导以“和平”“合作”原则解决部族间的争端。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炎黄结盟战败蚩尤。实现统一后，黄帝不但分封潞地给炎帝之后，并作下畤以祭炎帝，而且亦积极团结蚩尤部族。《史记正义》说：“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谨慎为政。黄帝不但勤政，为统一事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而且更能为政谨慎。他说：“余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慄慄，恐朝不及夕。兢兢业业，日甚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炎黄汇典·诗歌卷·黄帝箴语》）作为一位英明通达的执政者，黄帝对自己身居高位犹且“摇摇”“慄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直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为戒，深恐因自己粗心犯错而影响对天下万国的正常治理。能够“兢兢业业，日甚一日”，在修齐治平诸方面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正是黄帝垂范后世的为政之风。以政治文明传统为主要特征的黄帝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源头，也是中华文化长青之树的根基。
（作者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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