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伦理困境：
进退两难该如何是好？
学过口译的人都知道，要成为真正的口译从业者，需要的不仅是优秀的语言能力、熟练的口译技巧以及丰富的百科知识储备，还需要遵守一定的职业伦理。在现实的口译工作中，译员往往会遇到一些比想象中更加复杂的伦理难题，这在社区口译中尤其常见。与会议口译相比，社区口译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多元”，这种多元不仅体现在各异的工作场景上，还体现在文化背景、译员的认证水平、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上。社区口译常常涉及到医疗、法律、社会服务等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伦理挑战经常潜藏其中。而口译的一大特点就是“即时性”，留给译员权衡“电车难题”的时间可能比那辆电车到达分岔口的时间还要少得多，再加上大脑已经在因为听辨、记忆和组织语言飞速运转了，这时还要分神作伦理上的抉择，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口译伦理规范尤为重要。
今天我们要“品”的这杯“茶”就通过访谈的方式，调查了澳大利亚社区口译员遇到的伦理困境以及他们的解决方式。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
1. 澳大利亚社区的口译员工作会遇到哪些伦理困境？
2. 他们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3. 澳大利亚翻译协会制定的《译员道德及行为守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译员解决这些困境？
在正式介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两个关键概念：伦理困境和伦理守则。
职业中面临的伦理困境是指那些在专业情境中出现的一些复杂、模糊的情况，其中没有明确的、绝对正确或错误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可能面临着多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但每个方案都可能违反某种伦理原则，这就需要专业人士仔细评估不同方案的优缺点作出取舍，努力找到平衡点。在社区口译领域，伦理困境还涉及到一个常见话题——译员的“隐身”和“显身”。许多学者都对“译员应该完全隐身”这一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不能反映译员角色的复杂性。Jiang (2013)认为，译员会受到个人道德守则的影响，同时又必须遵守职业规范以及具体工作场景中的伦理要求。因此，译员必须在这三者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译员没有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作者引用了一个法庭案例作为具体的例证：在一个强奸案的法庭审判中，一位伊朗的口译员把“强奸”（rape）一词替换为了一些委婉的措辞，比如“对她身体的不尊重”（disrespectful to her body），因为她认为这样做才能避免让自己、丈夫以及丈夫的事业蒙羞。最后，尽管有充足证据表明被告有罪，但他最终却被宣判无罪。在这一案例中，这位译员明显牺牲了译文的准确性，让个人伦理凌驾于职业伦理之上，最终对案件结果产生了不当的影响。
那么，有没有一些伦理守则是译员必须遵从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Hale（2007）考察了16个职业伦理守则，发现它们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原则，例如保密原则、准确传达信息、不偏袒某一方、避免利益冲突等等。但也有学者对这些原则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例如在医疗口译中，某些相关指南就规定，译员应当做患者的支持者（patient advocate），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违反伦理原则，而是关怀、同情和共情伦理的一部分。但与此相对，也有一些相关指南和学者明确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译员对沟通双方都负有责任。另外，译员模糊的角色定位也会引发矛盾。有些研究发现译员在客户并无需求的情况下提供额外的跨文化信息可能有损公正。但也有研究显示，法官期望合格的译员在一些跨文化问题上提供额外的信息。然而，译员自身却对这一做法表示了担忧，并且希望能够有相关的指导来更加具体地说明提供额外信息的时机和方式。
接下来，作者介绍了澳大利亚翻译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AUSIT)在2012年制定的《译员道德及行为守则》（AUSIT Code of Ethics and Code of Conduct，以下简称《守则》），这份守则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罗列了九项译员需要遵守的一般原则和简单解释，这九项原则分别是：职业操守、保密、职业能力、公正客观、准确性、明晰角色界限、保持专业关系、专业发展以及职业团结；第二部分明确了九项原则对应的具体行为；最后一部分则是针对笔译和口译两个不同场景的行为守则。守则有如下特征：
1. 没有针对医疗和法律背景设立单独的规定，但强调了必须要考虑不同的情景；
2. 以义务论为基础，比较具有规范性，更有利于规范澳大利亚多元的社区口译环境；
3.提到译员可以作自己的“专业判断”（professional judgment），也就意味着它允许一定的灵活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现实口译场景中的伦理困境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是译员的个人伦理守则和口译职业伦理守则之间、译员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客户的期待之间可能产生矛盾，甚至口译职业伦理守则本身也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既然情况这么复杂，那么伦理守则有意义吗？它真的能够给译员带来帮助吗？
别着急，看完下面的案例之后相信大家会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是一项课题的子研究，课题有关口译员与警务人员在调查、讯问及其它警务工作合作时遇到的挑战。
1.抽样方式
作者采用了非概率抽样的方式，样本来自两种途径：1. 由隶属于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卫部（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口笔译服务部（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TIS National）给译员发送邮件邀请；2. 由受访者的同事发送邮件邀请；
2.样本
来自澳大利亚的20位社区口译员，平均从业时长16年，均获得了职业资格认证。
3.访谈流程
访谈通过电话或当面进行，时长在26-62分钟。访谈为半结构化的形式，受访者对6个话题作出阐述：（1）口译工作经历；（2）教育培训经历；（3）口译时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及影响因素；（4）为实现有效沟通采取的策略；（5）对在口译工作中建立融洽关系的看法；（6）对提高口译效率的建议。在结束前受访者可以进行额外的相关补充。
为了避免诱导，作者在访谈中特别注意没有直接问有关《守则》的内容。而如果受访者提到了这份守则涉及的原则的话，作者会在必要时追问加以确认。访谈录音逐字被转写成文本，并交给受访者复核，确定转写文本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4.数据分析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守则》的九项原则给转写文本涉及的主题编码归类；第二阶段：找出受访者提到的一些导致伦理道德困境的情况，对这些情况进行分类，最后总结出了四类困境。随后再根据《守则》找出受访者在应对困境时运用了哪些相关原则。
量化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表来自Howes, 2023, p 271
可以看到，所有受访者都明确或隐含地提到了《守则》，并且《守则》中的全部九项原则都有被提及，其中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准确性、保持专业关系以及公正客观。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准确性原则，且大部分提到多次。不过，各项被提及频率差异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就像作者在图表的下方注释中解释的那样，这些频率差异可能是因为特定的采访问题导致的。所以对于本质性研究来说，还是具体的案例分析更为关键。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些译员的经历吧！
困境一
想帮助当事人
通常情况下，乐于助人都会被视作优秀的品质，但对工作中的社区口译员来说可不一定如此。一些受访者提到，虽然他们清楚作为译员应当保持客观中立，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带入个人情感。
这里作者引用了一位受访者的代表性经历。这位受访者曾经因为个人道德准则与职业道德守则之间的冲突非常苦恼。她表示，自己在参与警方对嫌疑人的讯问工作时常常会因为警方的一些严苛而不公平的指控感到痛苦。这位译员同样来自移民家庭，因此总是能够与嫌疑人产生共鸣，而嫌疑人也往往将这位译员视作自己的帮助者。出于自己的个人情感和嫌疑人的期待，这位译员有时会在嫌疑人本身并无请求的情况下介入案件，代表嫌疑人对警方和辩护律师提出意见（例如指出讯问的不公平）。而这种行为实际上违反了“公正客观”及“明晰角色界限”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