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许多类似事件后，这位译员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解决途径，那就是提高口译质量。对译员来说，准确传达客户的信息就是对其最好的帮助。这一点也与《守则》中关于“职业操守”的原则的解释相符：“口译员和笔译员对其工作和行为负责，他们致力于以尊重和对文化敏感的方式提供优质的服务。”许多受访者都提到，高质量的口译对结果的公正性至关重要。两位受访者为了提高法庭口译质量专门还学习了法律，还有许多受访者选择不做法庭口译。这些译员的选择都符合《守则》中的“职业能力”原则。
困境二
不想传达当事人的所说的内容
在访谈中，受访者反复强调了“准确性”和“公正客观”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时，由于文化禁忌感，译员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困扰。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脏话的翻译。
采访中有三位译员提到，如果当事人在警方面前说脏话，自己也会传达包括脏话在内的所有内容。这一做法与“准确性”和“公正客观”的原则一致，即“不削弱、加强或改变所传达的信息”（《守则》第5页）。有一位译员还为了保证准确性特地学习了两种语言中的脏话，贯彻了“专业发展”原则。此外，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警方询问嫌疑人有关性犯罪等问题时会感到不适。一些口译员会用委婉的措辞替代让他们不适的源语内容。这些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准确性”原则，并且很有可能像前文提到的那位伊朗口译员的例子一样给审判结果带来负面影响。
而要避免这一伦理困境，除了译员自身需要遵守职业原则之外，相关机构也当予以一定的程序性支持，让口译员有机会提出对讲话者措辞选择的疑虑，从而确保明晰的角色界限，保持专业关系。
困境三
受到需要承担另一专业角色的压力
在医疗和法律口译中，译员有时会被要求发表个人意见，这显然违背“公正客观”的原则。一位译员提到，在一次医疗口译时，患者因诊断结果非常难过，但医生并没有提供安慰。这让这位口译员感到很为难。她明白口译员的职责仅限于在医患之间传递信息，但她认为，自己作为唯一能理解患者直接言语的人，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安慰患者。这一伦理困境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还有译员在警方讯问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时，被讯问者可能由于语言能力较低或对司法系统不熟悉而无法理解警方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口译员就可能需要对表达进行适当的修改。这种做法似乎与“公正客观”（促进沟通）和“准确性”的原则相符，但却有违“明晰角色界限”的原则，因为对于保证客户理解的责任并不完全属于口译员。这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同口译职业伦理守则之间的冲突。
和困境二类似，困境三同样不能仅仅依赖译员解决。服务提供者与口译员应当加强合作，确保参与各方对译员的角色边界有清晰的理解。并且，像法庭、警局这些机构也应当在正式开庭或问询前了解清楚当事人的语言水平、教育背景等，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措辞。这样既能使沟通更加顺畅，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译员的伦理困境。
困境四
不同意其它译员的选择
访谈中，一些译员提到了自己与其它译员发生分歧的情况。有些受访者提到自己在参与审查其他口译员工作时发现口译员与说话者使用的语域不一致，或者提供了过多的额外信息等等。
一位译员还有这样一个经历：他的译员同事和客户使用的方言不同，客户似乎不理解他的同事说的话。但这位译员能够理解双方的意思，并相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化解误解。但他最后并没有选择介入，因为根据职业伦理守则，他必须相信其他口译员了解伦理守则，如果超出自己的能力，他们会自行退出任务。而如果他介入的话，就会破坏“职业团结”以及“诚实且公平地与各方及同事打交道，并诚实地处理所有商业行为”（《守则》第4页）的“职业操守”。这位译员表示自己不希望自己被视为抢功劳的人，也不想让同事尴尬。
但有时，指出同事的不足并不违背“职业团结”的原则。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她从同事那里得知自己在翻译时只总结了患者的“唠叨”，而这可能导致医生错过重要信息，因为患者的语言风格有时可以揭示关于疾病的性质或患者心理状态。而《守则》中的“准确性”原则提到，在法庭或心理测量评估中，译者应当保留语无伦次、犹豫和不清楚的陈述。因此，这位译员的同事的做法是符合“专业发展”原则的。同时，这种建议对整体口译行业来说是有益的，因此也符合“职业团结”原则。
在结论中作者提到，要解决这一伦理困境，不仅需要正式的机构帮助构想一个共同的职业愿景，也需要同行之间的非正式讨论，以制定符合伦理准则的共同期望。
梳理完这四种困境，作者做出了如下总结：
1. 《守则》中的原则确实可以为译员在遇到伦理困境时提供一定的指导。
2. 在本研究中最突出的原则是“准确性”，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者讲述的主要是与警察合作的工作经历。
3. 呈现这些案例的目的是为译员的伦理困境提供情境化的叙述，而非规约性的应对措施。
4. 这些案例证明了伦理思考（ethical deliberation）的重要性，尽早进行伦理思考可以帮助译员更好地应对职业规范与个人立场之间的冲突。
5. 只有让口译服务的提供者，即法院、警局、医院等同样了解译员面临的伦理困境，才能更好地预防和缓解伦理困境，让责任分担更加公平，使交流更加顺畅。
接下来，作者指出了这份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研究的不足主要就在于抽样方法导致的局限：由于是非概率抽样，受访者具有类似的特征，因此其经历和观点的代表性并不高。而在未来，作者期待可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从业时长的译员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式进行对比，让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
这份研究为我们展示了许多社区口译中的真实的伦理困境。不过，呈现这些案例的目的并不在提供“一刀切”的应对方案，而是展现伦理困境的复杂性，鼓励读者们进行伦理思考，避免在日后的口译工作中像文中提到的负面案例一样酿成无可挽回的结果。另外，文章对服务提供者与译员加强合作、分担责任的呼吁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口译工作看似是译员的“单打独斗”，但其实传播和沟通效果的提高与伦理困境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源语质量，以及是否存在规范的程序让口译员提出问题等等。
有关这份研究的缺点，除了作者提到的由于抽样方法导致的代表性不足以外，还有访谈法内在的局限导致的不足。这些案例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有的可能距访谈时隔数年甚至十年，受访者的记忆很有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偏差。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或许注重实地调查的民族志法会更加适用于这个主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文章对案例的呈现形式。也许是由于篇幅限制和保密原则，文章中除了一处引用了受访者的原话之外，其它都是作者的转述。转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内容更加精简，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论点，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真实的细节和情感色彩。在本研究中，受访者的原话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译员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们在写学术论文时需要特别注意平衡的地方。
选文文献：
Howes, L. M. (2023). Ethical dilemmas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experiences and guidance from the code of ethics.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17(2), 264-281.
参考文献：
[1] AUSIT Code of Ethics and Code of Conduct (2012). https://ausit.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Code_of_Ethics_Traditional_Chinese_translation.pdf
[2] Hale, S. (2007). Community Interpreting. Springer.
[3]Jiang, H. (2013). The Ethical Positioning of the Interpreter.” Babel, 59 (2): 209–223.
特别说明：本文发表于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3年第2期，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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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广外高翻 口译教育与研究中心
转载编辑：周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