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主张，应该把这个变局看成是中国转弱为强、转衰为盛的一大转机。可以看出，洋务派之变局论，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出了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当时的一些西方人士所评价的：它表明洋务派“不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或是用盲目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勇敢地承认已改变了的环境，并且企图适应环境”。它标志着洋务派开始真正突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欺欺人的观念，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对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形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洋务派正是从“变局”观出发，主张变通成法，进行变革。但他们所主张的变革是有限度和范围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所当变者”是火器，即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可变者”是“文武制度”，即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
江南制造总局
（2）自强观：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首先系统提出并论证洋务自强观的是冯桂芬。他说，自强之道，在于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均有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以“夺其所恃”的言论。这种“师长夺恃”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和抵御外侮的动机，是洋务派倡办洋务的重要出发点。
总理衙门
（3）求富观：“必先富而后能强”。洋务派的“求富”，首先是为了“求强”。在洋务运动的开始阶段，洋务派的活动主要在“求强”，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的自强活动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兴办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战争的赔款、镇压农民起义的巨大军费开支，已经使清政府财政*，根本无法满足军事工业的经费需要。同时，近代军事工业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小生产，它必须以整个国民经济作基础，需要其他工业为之配套。所以，洋务军事工业创办后，其所需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种种困难日益显露出来，严重制约着军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要解决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创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也包含有“与洋商争利”的目的。洋务派普遍认识到，西方国家之谋富强，“以工商为先”；而中外通商，外货输入中国，“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何不效法英国，自为制造，以“分洋商之利”。因此，中国应努力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洋务派中的一些人还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之兴衰乃国家兴亡之关键，认为“先富而后能强”。郑观应则明确提出要与外国展开商战。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很进步的。这说明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的“求富”思想中，也包含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实际上，洋务派后来创办的一些民用企业，对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也或多或少起过一些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建铁路
（4）人才观：改革科举，造就和选拔人才。洋务派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只有努力培养新式人才，国家才能“永无外患”。他们普遍主张要改革科举制度，增设一些有关时事、地理、外语、科技、西学等内容的新考试科目，以造就和选拔新人才。他们还提出了要以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选派幼童赴国外学习等主张。这些认识在当时也是很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