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更多使用的是“夷务”和“夷人”概念，反映出时人轻蔑西方的态度。1858年《天津条约》有专条规定，清政府今后在对内、对外正式文献中不准再提“夷”字。从此，中国人在指称涉外事务时，用“洋务”取代了“夷务”。
这种变化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西方列强东来是为了通商，而不是要推翻清统治，因此可以与之妥协。（2）中国与列强作战失败是因为列强拥有新式枪炮，中国应购买制造。（3）应与列强联合，共同镇压国内起义。例如奕訢说：英国“志在通商”，是“肢体之患”；俄国“有蚕食上国之志”，是“肘腋之患”；而“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所以应该取法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联合列强消灭“发捻”。这些人既不同于以往盲目排外的主战派，也不同于以往那种无知懦弱的投降派。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技术，举办洋务，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清政府兴办洋务过程中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官僚集团。他们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师夷长技”为口号，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主张在中国兴办洋务事业。其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訢、文祥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稍后一些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洋务派
洋务派的基本主张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即对外要“和”，对内要“变”。洋务派认为，当时中国对外不能言战，因为西方列强的大炮无坚不摧，轮船、电报瞬息万里，中国靠城墙、关口抵挡不住，如果开战，“即暂胜必终败”。因此，对外应“守定和议，绝无更改”，“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洋务派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自强为第一要务”。所谓自强，就是要变法，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制器练兵”。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同时也有助于抵御外来侵略。
主要洋务活动
具体说来，洋务派的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时局观：认识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这是洋务思潮求富求强的时代要求和理论依据。“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派把鸦片战争后华夷关系的变化、中国闭关局面的被打破称为“变局”，并认为这个“变局”对中国而言利祸兼而有之，利祸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