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定义和内容,经济学的含义及三个基本问题

普通老百姓认为经济学是无所不包的学问，从理财、买房到国家政策，全都包含其中，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希望经济学家给出答案。比如，大家觉得既然你是研究经济的，那么请你告诉我哪只股票该买，房价是涨还是跌，该在哪个地方买房子，等等。但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并不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就引起了普通人的疑惑，甚至我的家人也经常会问，为什么你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投资还总是赔呢？我们MBA班的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在MBA项目刚刚开办的时候，很多人来了之后就说，你能不能直接教我怎么赚钱，或者怎么才能换一个更好的工作。然而事实是，经济学教育——即使是像MBA这种应用型的管理教育——恐怕也教不了大家怎么去赚钱和怎么去找一个好工作。

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科研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比如你去问一个物理学家，说那边有一辆非常好看的奔驰车，能不能给我造出来？物理学家面对这种问题会哭笑不得，说我不懂这些啊！普通老百姓就会说，你怎么可能不懂呢，汽车不也是基于物理原理造出来的吗？如果退回到瓦特的时代，恐怕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瓦特当时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教授的助手，他们看到一个奇怪的、能干活的机器，就开始研究怎么改良它。在那个分工尚不充分的时代，如果你是某个物理领域的专家，那你就一定要懂得机器应该如何运转和制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学科划分得越来越细，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彼此之间有时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的学科，也是用自己的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去理解经济现象。

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因为不仅是经济学家在研究人的行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也可以说自己是在研究人的行为，甚至小说家也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流传过“文学是人学”的说法，认为文学就是剖析人性的学问。但在理解人的行为上，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然后用这套分析框架去分析人的行为，包括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人与人互动的行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对人性的假设上。经济学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理性人假设，用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起了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大厦。

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家是做学问的，就是用这套模型去分析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去解释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经济学家未必就知道怎么去炒股、怎么去买房子，因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理解和解释现实，而不是参与市场活动去赚钱。做学问和实际操作，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科研和现实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刚才我们说到，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学问，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这一基础之上的，那么，什么是理性人假设？

经济学家说的理性人假设有两部分：第一，人都是自利的；第二，人有计算能力。有人会说，自利似乎很容易理解嘛，不就是自私吗？但自利不等于自私，出于自利的目的也可以产生利他的行为。比如，迷失在旷野里的两个人相互帮助，可以是完全出于自利的目的，因为两个人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恋爱中的男女大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爱，双方都对另一方好。从广义上讲，参与市场活动的每个人都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交易，但最终却能够促进社会产出提高，达到利他的结果。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计算能力说的是，一个人有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计算得失并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如果在完整理性的层面上，理性还包括第三部分，即人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不同状态出现的概率有完整的了解。这就是说，你不仅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而且要知道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且对于不同的可能给出发生的概率。完整理性包括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对理性人假设的争议很大。从渊源上说，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也有经济学，比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但这些只是一些想法，并没有系统化。中国人习惯经验总结，不习惯理论归纳。当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归纳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理性人假设可以追溯到霍布斯。霍布斯在构建他的政治学理论的时候，选取了一个单一的人性，即人都有自保的倾向，这个倾向导致人有三个特性，即竞争、猜忌和保护荣誉，它们是导致人与人之间争斗的原因。洛克[插图]继承了霍布斯自利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自由主义政府。启蒙运动开始之后，理性主义兴起，挑战教会的权威。这在苏格兰表现得尤为彻底。弗朗西斯·哈奇森[插图]是苏格兰第一个挑战教会绝对权威的人。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的道德感来自上帝，这是不可追问的，人生下来就有罪，因此一生都要遵从上帝的教导去赎罪。哈奇森却认为，道德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听起来像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本来相信朱熹的理学，想通过格物致知获得道德，但他和朋友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除了两眼昏花之外，什么都没有格出来，最后在龙场顿悟，发现道德就在自己的心中。

但是，人作为自己道德的主人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保证人的理性不会最终导致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这是亚当·斯密思考经济学理论的初衷。我们一般说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但是亚当·斯密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自己又受到了同时代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当时最有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沙龙叫作“选择学会”(Select Society)，主要活动场所在爱丁堡，聚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批思想家。那时候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而英国当时已经开通了城市间的定期邮车系统，他可以每个月搭一次邮车，用一天的时间赶到爱丁堡，参加晚上的聚会，然后第二天早晨再赶回格拉斯哥。选择学会的一个领袖是苏格兰大法官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他提出一种说法：“人生而占有。”(Man is created to possess.)这其实就是自利的另外一种说法。自利是人性的一部分，斯密恐怕接受了这个观念。

启蒙运动要摆脱宗教的束缚，恢复人性。人自己可以为自己立规，或者说良心就在你的心中。什么叫道德？亚当·斯密说，道德就是居住在你心中的那个人的想法，你自己就可以感知到什么叫道德。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往哪里走呢？亚当·斯密说我们可以通过市场来释放人性，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在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也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市场不是亚当·斯密发明的，甚至也不是西方发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远古文明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中国最迟到北宋也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基础，即市场的作用是疏导人性，让自利的个体通过自发的选择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改善的目的。

从亚当·斯密这里开始，理性人成了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但是要注意，理性人只是一个假设。它是不是人性的全部？恐怕不是。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就要宽泛得多。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插图]，“中人”可教。意思是人生而不同，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圣人，有些人可能就要做小人，但中间那部分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变得更好。孟子说人有“四端”，有仁、义、礼、智的向善倾向，但也要通过自己的修炼、接受教育，才能发挥四端，最终成为圣人。这和理性人假设在人性认识上是不一样的。

现代生物学家也告诉我们，哪怕是灵长目生物——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也已经有某种道德感。德瓦尔写的《黑猩猩的政治》，就很值得一读。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非常生动。德瓦尔描写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中圈养的一个黑猩猩群落，他通过10多年的观察和记录来分析黑猩猩的行为。德瓦尔的主要结论是，黑猩猩有比较强的社会性。比如，通常我们会以为一只雌黑猩猩生了孩子之后，别的黑猩猩是不会照管她的孩子的，但是德瓦尔就发现有一只雌黑猩猩会帮大妈妈（群落中最年长的雌黑猩猩）带孩子。雌黑猩猩一生都可以生育，不像人类到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再生育。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那只雌黑猩猩要去帮大妈妈带孩子？有人批评德瓦尔的书太过拟人化了，认为黑猩猩是野兽，不能拿人的想法去度量。但德瓦尔这种长期的观察确实表明，黑猩猩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理心的。

这种同理心其实连狗都有。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停车场里有一群野狗，其中一只狗被一辆车给轧死了，其他狗就为这只狗复仇，把那辆车的轮胎全给咬坏了。你用理性是无法解释这种行为的，因为从纯粹的理性来看，咬轮胎其实并不能帮助这些狗。

当然，理性人的讲法也是有科学基础的。生物学界有一个学者叫道金斯，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影响很大，且已经超出了生物学界。但是他走“过”了，他说基因本身就是自私的。比如他说，人体是一架机器，具体的模式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有手有脚，有心有肺，手脚、心肺怎么协调起来工作，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心脏是自私的，因为它想自己延续下去，但它靠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它需要肺。极端的经济学家往往也是从完全自私的角度去解释合作问题，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通过对黑猩猩群落的观察，对原始社会的观察，我们都发现这种解释是不太可行的。

总而言之，是想告诉大家，理性人只是一个假设，并不是人性的全部。

但经济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在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设之上，我们可以写出那么美妙的数学模型来。我们现今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谁建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缪尔森，他写了《经济分析基础》，但将经济学大厦最终建构完整的应该是阿罗和德布鲁，他们俩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分析基础》这本小册子是用拓扑学[插图]的数学语言写的，而至今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也没达到这一步。

在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设之上，我们却可以用很先进的数学工具来刻画人的行为和整个经济系统，这是经济学了不起的地方。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现实的时候，发现很多现象是符合模型的，是可以被模型解释的，这也是经济学很了不起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有点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比如理论物理学，也是用数学工具构建理论模型，然后把理论模型再用到现实中，去做一些预测。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已经接近物理学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做不到的。

为什么其他社会科学做不到呢？因为在其他社会科学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假设，起点不一样，有人假设人就是自利的，有人说不，认为人是社会人，因而推出的理论自然完全不一样，最后大家就是在争论谁的假设是正确的。我跟社会学家也有过接触，至少某些社会学家觉得社会学没有进步，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不像经济学那样有一个严谨的、公认的假设，所以总是在原地打转，顶多只能做一些描述。政治学恐怕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家不能认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你这么说有道理，他那么说也有道理，那就没有办法真正建构起一座大厦。

当然，理性人假设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局限。比如我们做过研究，邀请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做实验，在计算机上参与一个博弈游戏，然后再向他们提出一些认知问题，最后发现的确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更加“理性”，相信自利是没错的。人都是这样，你学什么就会慢慢信什么。这也是研究经济学的一个危险，我们不知不觉就以为人都应该是自利的，其他的都没有了。当然这是没有学懂经济学，这种人根本没有明白，我们只是在一个假设下面去做研究而已。

其他学科的学者也经常对经济学提出批评，说我们经济学家就会搞那点小算计。经济学家里也有很多人指出理性人假设是有问题的，比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塞勒就说理性人假设是错的。比如，通过理性人假设推断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在决策时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插图]，但是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这并不成立。比如你买了橄榄球赛的门票，但比赛当天刮风下雨，或者下大雪，按理说你就不应该去看球赛，因为橄榄球场全是露天的，冷得要死，你完全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呢？原因是，他们大多觉得自己都已经花钱了，不去看浪费了。塞勒提出心理账户的概念来解释个体在做消费决策时的非理性行为，即每个人在心里构建了不同的账户，一个账户里的钱只有一个消费目的，一般情况下不会交叉使用。但这也并不能完全解释沉没成本的问题。

人的行为的的确确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我想主流经济学家的回答会是这样的：“好吧，我也同意理性人假设不能反映人性的全部，但是你能给我一个更好的假设吗？”

换句话来说，理性人假设是单一的、完整定义的，但是对于所谓的非理性行为，其他的假设可能有成千上万种，有些人可能更偏向利他，有些人可能更偏向利己，有些人心理账户意识强烈一些，有些人心理账户意识弱一些，那我们到底该采用哪一种假设？如果我们确实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公认的假设，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还能推导出一座理论大厦，甚至比现有的理论大厦更完整，能解释的东西更多，那我估计经济学家都会愿意接受。但目前看来还没有这种新的假设。

现在金融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分支是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它的贡献是，不再设定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完全从个体的行为出发进行分析，并构建一个模式(Pattern)。行为金融学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也有人以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问题在于，我们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因为对于这种基于观察总结出的行为常态，我们会问它是不是“保险”的。随着大数据的兴起，自然科学界也有一些人认为不再需要理论，只要观察就行了，数据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理论也是一个总结出来的模式。

但我想大家对这种方法可能不会太满意。比如脑科学，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们能认知宇宙，但我们对人脑的认识完全是碎片化的。有人研究出来大脑的某一块是做什么的，但是怎么把不同的“块”连接起来，我们好像并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也是在盲人摸象，这里摸一点那里摸一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把人的大脑都研究透了，提出一个更加完备的假设，然后所有社会科学都能接受？不太好说。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理性人假设确实没有办法完全涵盖人的多样性想法和行为，但在平均意义上这一假设能够提供的观察是很敏锐和准确的。举例来说，经济学中比较准确的预测是在市场行为上。经济学预测当价格提高的时候，需求就会下降，这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推导出来的结论。而在现实的大样本的情况下，就平均意义而言，市场确实是按照理性来运行的。有人还曾经做过一个计算机实验，设定一个初始金额让计算机自动去做交易，只给一个限定条件，就是不能亏本，最后发现计算机自动交易的过程也是涨价少买，跌价多买，跟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的行为是一样的。

一个最简单的理性人假设，一种出于自保的行为，最终就产生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市场宏观现象。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关于理性人假设的一种说法就是：没关系，你要是能找到一个比理性人假设更好的替代假设，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现在用理性人假设分析市场，得到的结论和现实是最吻合的，所以我继续用。目前存在的一些假设和理论，有一部分确实是更好的替代，但问题是它们没法进行全面解释。比如塞勒的理论，它可以解释一些行为，但是你要用它去解释整个市场，就做不到了。我想这也是理性人假设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地方。

现在再回到最初提到的普通老百姓的疑问和对经济学的种种误解。一方面可能是普通人对经济学缺少了解，另一方面是和经济学本身的假设有关。经济学家从一个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假设出发，然后推演出来一套理论，最后再运用这套理论去解释现实。所以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是带有解释性质的，而这种解释代表的是平均状态，是一般情况。

但是如果你想要赚钱，只知道平均状态是不行的，赚钱必须关注极值。这也是经济学家好像很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是到了实操方面，他未必能比得过一些普通人的原因。像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的宋国青老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他弟弟是个初中生。他教会了弟弟怎么交易期货，而且是交易国际期货，结果他弟弟赚到钱了，他没赚到钱。现实中赚钱把握的就是极端的情况，需要敢于冒险。而经济学家可能会瞻前顾后，考虑的既有这个影响因素，又有那个影响因素，等你考虑完了机会已经没了。宋老师的弟弟可能就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追涨*跌”的道理，再加上一点冒险精神，他就冲进去了。所以在市场上要赚钱，一定要赚极值的钱，创新也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垄断的地方，而经济学家是很反感垄断的，有了垄断，做研究、写模型都很艰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所谓的炒股、买房子，其实也是专门的学问，是做金融的人专门去研究的。金融学以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现在慢慢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包括股市、债市等，还有房地产，也是金融学研究得更多。

一个金融学家天天研究什么情况下可以赚钱，但即使研究透了，他也未必能赚到钱。第一是金融极其复杂，第二是现实瞬息万变。你把某个方面研究透了，然后去赚钱，但很快大家都知道怎么按照你这个方法去赚钱了，这样市场就会回归均值，谁也赚不到钱。除非你不告诉别人你的方法，但即使你不告诉别人，人家通过你的买卖行为，也能很快推断出来你的方法，所以你早晚会赚不到钱。第三是时间投入的问题。比如有些老年人炒股反而能赚到钱，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天天在那儿看盘，而一个金融学家不可能天天盯着屏幕去看盘。金融学家能够指导大家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规则，具体要应用到哪些股票上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学问和实操分开，学问是要总结普遍的规律，实操一定是应用个性化的策略。在解释现实这个方面，经济学其实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差不多，都是总结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我们需要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做学问的用处。但这些学问的预测功能并不好，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赚到钱。在实操上，如果你没有一个个性化的投资策略，没有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找到市场上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地方，那么你是赚不到钱的。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赚钱，可能显得比较“俗”，但是有的人会把经济学看得很“高大上”，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因为在中文里，“经济”就来源于“经世济民”这个词。

在我个人看来，经济学还是带有这种成分的。比如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一个国家怎么由穷变富，这是经世济民，而更多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怎么提高经济的效率，这也是经世济民。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是研究这些东西，而是在研究比较微观的事情。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插图]，他分析家庭内部的分工，什么情况下太太应该出去工作，什么情况下太太应该待在家里，还有生育决策，生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等等。那么这就跟经世济民好像没太大关系，纯粹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告诉我们家庭是怎么运转的，增加我们对人类社会运作的理解。

那么在国家这个层面，经济学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其中也有一个关于经济学的误解，就是以为经济学家研究效率，那么政府就应该听经济学家的建议去提高效率，然后就能实现经世济民了。但是，政治决策不是经济决策，政治决策考虑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经济效率只是一个方面，并且在某些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而社会稳定，还有公平正义，恐怕是政府更要考虑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只能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告诉政府这是在某些条件下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在考虑公平正义的时候不要太降低效率就可以了。

另外，虽然经济学家有共同的假设，但事实上内部还是有流派的。我给本科生上“经济与政治哲学”课程，一个目的就是训练同学们的批判性思维，就是想告诉同学们，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社会现象，可以从很多侧面去理解它，最后能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就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形态？不太可能。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立场，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总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至少在切入点上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这时候他提出来的方案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全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它说的就是这个。怎么来矫正这种全球的不平等呢？作者皮凯蒂[插图]提出要征收全球资本税，不仅是一个国家征，而且是全球各国都征，大家征的税率一样，资本家想跑都跑不了。征来的税干什么？分给穷人。很明显，他是站在左翼提出这样的建议的。站在右翼的经济学家就会说，这么去征税的话，资本家是跑不了了，但是他可以不再投资了，这样效率就降低了，整个饼就会缩小，最后老百姓得到的就会更少。还有一些人会说，未必就要去征收全球资本税，我们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再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英国工党的道路。每个建议都可以找到理论支撑，最终都取决于提出者的政治倾向。

经济现象太复杂，经济学家内部就在“打仗”，甚至好多经济学家自己都跟自己“打仗”，而且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一个经济学家自己有两个观点，就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所以杜鲁门就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那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让不同的理论去竞争，由政治家来做最后的决策。所以在经世济民方面，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只是提供一些供政治家做决策时参考的结论，最后做什么决策需要政治家综合考虑。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参加一些高级别会议，所以许多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大政方针好像都是由经济学家说了算，好像经济学家能够准确把握未来的经济发展。但其实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他会听很多人的意见，除了经济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等，像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专家，他们也会提很多建议。

当然，经济学家的出镜率高一些。在我们中国目前这种状态下，经济学家的话语权的确比其他学者的话语权要大一些，这跟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关系，因为现在经济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经济学家说话，不光是决策者在听，普通老百姓也在听。如果我是一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跟普通老百姓讲话，老百姓听得可能很少，因为我说的跟他们没多大关系。大家关心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在美国，出名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很少的，很多在我们经济学界听起来如雷贯耳的经济学家，一般美国人都不知道。比如卢卡斯[插图]，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人看来，他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但在美国有千分之一的人知道他就已经很不错了。在美国，经济学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克鲁格曼[插图]，那是因为他写报纸专栏文章。除了他，就是那些做了政府官员的经济学家，像耶伦，她做过美联储主席，现在接着又做财政部长，还有伯南克，他也做过美联储主席，否则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主要因为经济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而到了欧洲，那里的经济学家根本连发声的机会都很少，皮凯蒂是特例，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所以大家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一开始是政治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研究的是个人选择如何与国家的富裕联系起来，后来的大卫·李嘉图[插图]、马克思，都是站在他们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立场上，研究国家的经济增长、产品分配和阶级分化等问题。整个19世纪，起作用的经济学家不多。那个时候，经济学没有发展出数量工具，也提不出很多具体的建议。然而，19世纪的经济不照样发展吗？这也说明，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是对经济学的过誉。

有些问题是经济学无法解决的，而且，听了经济学家的建议后还可能更差了。比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一位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他的青苗法按照今天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很伟大的一个想法。青苗法的背景是春天老百姓必须借高利贷搞生产，到了秋天没钱还债，然后又要去借钱，这样就被高利贷拖死了。王安石的想法是，与其这样还不如由国家来向老百姓放贷，老百姓能享受更低的利息，国家还能赚到钱。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就没想到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千奇百怪的现象。比如，官府为了赚钱，逼着老百姓去借贷，不想借的，官府也逼着人家借。以前借贷是自愿的，现在成了强迫的，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摊派，最终搞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照着一个经济学家的建议去做往往会失败？因为经济学家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是在给定条件下做出的，而现实却是纷繁复杂的，什么都在变化之中。前面提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接近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但很要命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没有物理学研究的对象那么干净。物理学研究可以做可控实验，即使研究天体运行，也和经济学不一样，因为天体运行不会产生大的波动。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实验证明，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是错的。爱因斯坦的确是天才，因为他早就说过：“上帝不掷骰子。”但物理学界相信了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接受了测不准原理，而现在证明它是错的。所以，物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比较机械的。但是，现实社会太复杂了，政治家如果机械地实施一个经济学家的方案，几乎百分之百是要翻车的。

现实社会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个人和企业会对政府政策做出预测和反应。这就是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民众掌握的信息并不比政府少，政府能想到的，民众也会想到。卢卡斯批判说的是，政府的政策，还有它的效果，会被普通人预期到，所以，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民众就会采取措施，然后政府政策在出台之后就会失效。

这个批判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推到极致，因为卢卡斯批判是在一个完美的条件下做出的，依赖于民众完全理性的假设。但是现实显然不是那样的，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大多是一个所谓的负反馈机制。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老百姓会做出反应——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会抵消政府政策的一些效果，但是政府政策仍然会有效果，不会被完全抵消掉。自然界也是这样。化学里有一个勒夏特列原理(Le Chatelier's principle)，说的是，当一个系统的平衡态被一种变化打破的时候，系统总是会削弱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是会起作用。政府政策符合这个原理。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拉弗曲线，好多右翼经济学家经常把它拿出来说事。按照流传的故事中的说法，拉弗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税率和税收总量之间的倒U形曲线，即税率较低时，税收总量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提高，但当税率达到一定量之后，再提高税率，税收总量就会降低。这通常被右翼经济学家用来支持政府减税——减税之后，税收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加，因为减税之后，大家会提高生产积极性，或者说会少逃税，有些人还会增加缴税。那张餐巾纸因此也就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张餐巾纸。但实际上拉弗曲线的结论从来没有被观察到，原因是违反了勒夏特列原理。减税的首位效果是降低税收，负反馈机制会抵消一部分效果，但是绝对不可能抵消所有效果。

拉弗曲线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勒夏特列原理是一个经验总结。我们观察多了，总结出来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就倾向于说这是真的。斯密的好朋友哲学家休谟[插图]却对此有怀疑，提出了著名的“休谟问题”：人如何能够从经验观察总结出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我觉得务实主义的答案是最好的，即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最终的因果关系，所有因果关系都是临时性的，为了节约成本，观察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给出一个命题，然后我们再去实践和观察，然后不断修正。

说回政府政策，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会受制于勒夏特列原理。政府最好的态度是务实主义，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做政策微调，不断摸索。

前面谈了普通人对经济学的一些误解，比如学经济学可以赚钱，或者经济学家在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上有很大的影响，等等。我已经从学科的角度、专业的角度做了回答。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既然经济学没法帮我们赚钱，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很有限，那我们学习经济学还有什么用呢？

我先不说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情况，因为作为一种职业，总是会有人去做的。我后面再说如何做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比如，我们国发院有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办学的初衷就是给北京大学其他专业的学生提供普及性的经济学教育，而不是希望双学位项目的学生都变成经济学家。其实多数学生后来不仅没有变成经济学家，从事的工作也跟经济学没有多大关联，而是回到本专业去了。那么，双学位项目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学习经济学呢？

我给双学位项目教过“经济学原理”，学生当中有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他对我说：“姚老师，我听了经济学原理之后，看世界的方法完全变了。这个世界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样，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东西。”我估计他后来没有从事和经济学有关的职业，他是学计算机软件的，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他觉得经济学很有用，在于经济学可以给他一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看世界的角度。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经济系统是怎么工作的，比如企业是怎么运作的，雇佣关系是怎么运作的，资本是怎么运作的，价格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一些产业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有些产业又会出现，等等。

以前我们一般接受的教育，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这样，我们的第一感总是先做道德判断，先搞清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等等，即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我们没有得到关于社会的实证教育，没有学会用实证的眼光看世界，这样就很难理解经济的运作。比如雇佣关系。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是打工的，他是老板，他在剥削我打工的。我这么想下去心里就会很不忿，就会产生对现在的雇佣关系的怀疑，希望推倒重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极端言论，基本上就是这样产生的。还有一些人，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现在的雇佣关系是完全合理的，有些人就应该打工，有些人就应该赚大钱。

学习经济学之后，就能理解雇佣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就会知道背后的制约因素，就会对现实世界多一分理解。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分配原则是按要素分配，即按边际贡献来分配。无论是理论还是几百年来的观察，都表明这是资源分配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不会纠结于如何改变世界，而是会更多地想着如何增加自己的边际贡献。

经济学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让人能从人性的底层逻辑出发思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一个人学了经济学，至少可以学会理解社会的方法，不走极端。这是一个人作为人在发展时应该具备的素养。没有这种素养，看社会满眼都是不公平，这样不仅对社会不好，而且也把自己的心态搞坏了。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能否从不同侧面理解事物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走极端的人，往往是一叶障目；完整的人对事物总是抱着理解的心态，这样他也会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平和。我常和我们的MBA学生说，我教大家经济学的知识，就是教你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你们知道了经济是怎么运作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牢*。做企业的特别喜欢抱怨政府收了税却没提供服务。其实政府提供了很多服务，只不过他们选择性地没有感觉到而已。比如，政府建基础设施，建公园，这些都是服务，但是做企业的站在自己的角度说没得利。其实他们得利了，只是没有直接得利而已。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全局观。

现在，社会上谈社会不公平的人很多，有些走极端的人甚至要把中国带回计划经济。学习经济学之后就会发现，市场经济恐怕还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早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古代就有市场经济。至少到了北宋的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北宋之前，土地还有公有的部分，直到唐代政府还在分土地，但是到了北宋，土地的买卖就都放开了。而且，我们还发明了纸币，发明了金融票据，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我们那时已经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

学习经济学之后，就会理解除了市场经济之外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会走极端，不会总是抱怨社会，而是回到自己身上，寻求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怎么在这个社会中提高个人的教育水平、自己的收入能力，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去选择职业和工种。这样，心态就会变得更好，社会就会更加积极向上。

如果你是做企业或做小买卖的，学点儿经济学就更有用了。知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知道如何激励员工，知道如何判断经济大势，等等，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承认这样的人恐怕是少数，而且效果因人而异，经济学对多数人的用处还是丰富自我。知道经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知道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交往有什么规律可循，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我们从幼儿园一直学到大学，说实在的，学的多数知识不一定用得上。有用的东西都不是从课堂里学到的，那些你在职业中要用到的知识都是在工作之后学到的。学校里学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分析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等，而这些恐怕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

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还是强调科学和人文教育多一些，社会科学教育较少。我觉得，至少到高中阶段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基础教育。至少一部分经济学原理的内容应该放到高中去教，提高孩子们的思考能力和认知能力，这样他们以后才不会走极端、怨天尤人。我想，如果我们的中学也教经济学原理，我们在网上就会少看到一些“杠精”。这对国家的稳定和谐也有帮助。

有本书叫《理性选民的神话》，它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选民有许多非理性的偏见，如反市场偏见、悲观偏见、对外国企业的偏见，等等，原因是坚持这些偏见可以降低选民思考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这种情况在美国、中国、欧洲都会出现，特别是部分民众对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的偏见，有时可能到处都一样。他们大都相信，让外国企业来自己的国家就是让它们来赚自己的钱，他们倾向于低估外国企业和外来移民对自己国家的贡献。外国企业在最低限度上可以给国内带来刺激，哪怕是和国内的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也会有贡献。比如，外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它那儿学点儿东西；它的技术、设计比我们的先进或与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取长补短。对待外国人也是一样。司法部在2020年曾经做过一个很小的、方便外国人工作签证的政策改动，但一经发布，网上就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不理性的。外国人到中国就业，对中国的好处大于坏处。中国足够大，中国人不至于被外国人抢了饭碗，而且在最低限度上也增加了多样性，会刺激中国的创新。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老百姓学了一些经济学，了解了人才的国际流动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就会有更多的人支持司法部的新政策了。所以，普通老百姓学习经济学，对于国家制定和通过更加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是有利的。

一些家长抱着功利的心态让孩子学经济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股市上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高考生报经济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就会上去。这说明，有的家长在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是希望孩子去学赚钱的。但是，我刚才说了，经济学不是教学生如何去赚钱的学科，而是提高学生认知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的学科。那么，对于高中生来说，如果要选择经济学，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抱什么样的目的来学经济学呢？

对绝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来说，最后成为经济学家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各个学科都是这样，数学更是这样，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每年招大概200人，但一届里头能有1%～2%的人最后真正成为数学家，就已经很不错了。经济学可能还没有这个概率高，因为学经济学的人更多——我估计概率也就是千分之几。所以，很多人恐怕都是以赚钱的心态来学经济学的。中国有很多财经院校，它们的学生绝大部分以就业为导向。比如，一个学生到财经院校去学经济学，他知道财经院校不是培养经济学家的最好的地方，却是就业前景非常好的地方之一。事实上，财经院校的很多课都是教商业实务的，怎么做生意，怎么做账，怎么交易股票，等等。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比较少教实务类课程，而更多的是为学生将来去做经济学家准备的。当然，即使是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将来做经济学家的比例也很低。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要想好，他学经济学，将来是要做学问、做研究，还是去做实务，到金融部门或实体经济部门做和经济有关的工作。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