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前几章中，笔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阐述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想必读者多多少少对那场近代变革已有了些许了解。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中兴名臣中最狂傲的一人 —— 左宗棠左文襄公的晚年经历。让我们把视野放到他那几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上，一起来分析一下强人政治的局限性。
左宗棠像
(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881年1月3日，一位身着青蓝色官服的老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兰州城里穿城而过，他身材矮壮，胡须浓密，年近古稀却精神焕发，丝毫没有一点老态龙钟之感。百姓们听说他要离开甘肃赴京述职了，便纷纷涌入兰州城内，为他送行。人群里不论是回民还是汉民，都为他的离去而感到不安。对汉民来说，左大人是他们的青天和救世主；对回民来说，左宗棠是一个可怕的将军，但他却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的存在让西北混乱的局面稳定了下来。人们不得不面对没有左宗棠的日子，不得不出来告别这位让他们既依赖、又害怕、还尊敬的湖南汉子。据《左宗棠年谱》里记载，100多里的路上排列着的老百姓，在他骑马经过时纷纷向他跪下磕头。在沿途的每座村庄和城市，居民们都跑出来迎接这位为西北带来了和平、繁荣与秩序的人。夕阳照着他的厚实的身躯，在漫天的黄沙中，慢慢地向北方隐去。
一个月后，左宗棠一行人抵达北京。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曾纪泽（同僚曾国藩的次子）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新的条约。中国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主权要求收回了伊犁河谷，包括对关隘和特克斯河谷的控制权，同时将领事馆减少到两个。这是中国人在19世纪的外交上取得的唯一一次较为显著的胜利。它逼迫一个西方强权国家从中国的领土上退出去，其意义不言而喻。而左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是重中之重。若没有他本人深思熟虑的谋划和有条不紊地备战，恐怕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进了北京城的左宗棠，很快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肮脏堕落的环境中，周围的一切都让这个血性汉子非常地不舒服。先不提5天前门房让他交4万两白银进城的荒唐事 （若是从外地进京，又是曾经担任油水较厚职务的官员，需要缴纳10万两），就连宫里的太监们，他也得预备赏钱才能上下通融。这次进京召见他的是慈安太后，慈禧因为身体不适，便未出席。慈安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善良平和的女人，她见到左宗棠之后，便开始嘘寒问暖，这导致左宗棠的心理防线直接崩溃。这个从出仕开始就饱受非议的铁汉，在面对太后温暖的关怀时，卸下了他那副坚硬的外壳，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太后见状，问他为何如此。左宗棠说，自己眼睛本来就不好，一路上又被风沙刺激。慈安又问他如何保护眼睛，他说自己平时都戴墨镜。太后知道以后，执意要他带上墨镜。左虽然怕此举有失君臣之礼，但还是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往自己脑袋上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激动过度，眼镜不小心摔在地上摔碎了。慈安叫身旁的太监取来一副咸丰皇帝用过的眼镜，赐给了左宗棠。他接下眼镜后，满身谦卑地答谢并退了下去。
回到自己住处的左宗棠不久就接到了来自上边儿的诏书，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掌管兵部，并在总理衙门行走。按照惯例，升任高级京官的任命书由太监宣读，而接受任命者需要给太监一个大红包。左也不例外，他给了那个太监100两银子 （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150-220元）。太监的表情异常惊讶，左宗棠以为自己给得太多把太监吓着了，于是又给了50两。接着太监开始询问起那副慈安太后赐给左宗棠的眼镜，可惜左宗棠没有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便草草敷衍了几句，一笑而过。事后，曾国藩的一个儿子找到了左，两人谈及了这件事, 小曾便提醒左最好满足太监的要求。左听完后，随口一问：他打算要多少？小曾说，太监们认为皇帝的眼镜值10万两银子，只不过他们觉得您给1万两就足够了。这个建议让左宗棠彻底惊呆了，别说1万两，他一个铜板都不会再给那个太监。又过了几天，小曾再次探访左宗棠时，告诉他恭亲王奕訢已经用了8000两银子帮他把那个太监摆平了。这则故事可能只是野史当中记载的，真实性存疑，不过却从侧面反映了晚清官场的生存环境以及太监群体对北京大员们的挟制。左宗棠清楚，他与紫禁城的缘分到头了，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慈安太后再接见他几天后，便离奇死亡，有个说法是慈禧毒害了她。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开始大吵大闹，嚷嚷着自己在早晨还看见太后好好的。恭亲王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安静下来，可惜早有太监把他怒火中烧的模样报告给了慈禧。没过多久，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离开了京城。
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抵达南京。上一年因为长江下游发生了洪灾，所以地方上仍然处于经济的恢复期，百姓们的生活依然很贫困。左立刻在淮河流域启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且沿着长江顺流直下，视察沿途的防御设施。在上海，他甚至受到了外国侨民的欢迎，人们向他放礼炮致敬。到了这年年底，左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使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疼痛难忍。他上表请求引退，理由是自己无法处理繁重的公务，记忆力衰退得严重，往往刚读完一份信函或公文，就记不住内容了。朝廷接到奏折后，赏了他三个月假期，但不允许离开南京。1883年，左被派往山东处理将要发生的农民暴乱，镇压暴动是他的特长，他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1884年1月，他已衰弱到无法站立，但他仍然亲自视察辖区内的整个运河段。于是，左再次请求解职回家。朝廷赏假4个月，但假未休完，又奉命进京。1884年6月13日，左抵达京城，受命负责全国的所有军事。此时，他将要南下福建，解决日益严重的中法关系。
1884年8月23日，孤拔指挥的舰队在伪装下通过了闽江口的炮台，并向中国人开火，摧毁了江上的战船和马尾造船厂。与此同时，左宗棠仍然在赶往福建的路上。如果他再年轻10岁，他肯定会让法国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他，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3个月后，在12月14日这一天，左抵达了福州。只差一天，就是他20年前第一次进入福建追击最后一批太平军的日子。这时的北京，主和派占了上风，他在与法国的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但左的字典里中没有屈服二字，他宁愿抓住打硬仗的机会，也不愿不战而降。法国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 左宗棠冲破封锁，成功地派出大批部队增援岛上的中国军队。次年6月，李鸿章与法军代表签署了屈辱的《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代表照片
对左宗棠而言，重回福州一定是一段伤心的经历。18年前，他满怀希望，要建立一支中国的海军，要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大型的造船中心。18年后，他重回故地，不仅规划的大业远未完成，福州船政局却已成为废墟。那是他一手创办的海军造船厂，他在西北征战的那些年里，一直关注着这里的进展。这件事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章，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灭亡时一样，多年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了。。。。这座与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齐名的兵工厂，在法军的炮火下，与福建水师一同灰飞烟灭。
条约签订之后，左宗棠奉命返回京城。不过他请求朝廷批准他在返京途中回家探亲。请求得到了批准，但他未能起程。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二）强人政治的缺陷
在社会工程学里有一个词叫做强人政治，什么叫强人政治呢？顾名思义，就是*将权力个人化、将军队私有化，并且拒绝权力的循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强人政治似乎是每个国家政府都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对那些落后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19世纪的中国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历朝历代也都是如此。君主，将军，军队，成为了构建25朝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三者中，只要有任何一环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便会分崩离析和陷入混乱之中。两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南北宋交际时，元末，明末等等，皆是如此。当清廷见到局面失控，入关之初所倚仗的八旗绿营都不堪再用的情况下，放权给汉族士大夫，让其私募军队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于是乎，曾国藩的湘军才会越打越大，以至于消灭太平天国后，属于其派系的湘军有30余万之多！曾国藩自己能指挥得动的也有多达十二万人，这里还没算上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也就是说，如果曾国藩当时要造反，他是有一战之力的。慈禧太后也知道湘军已经尾大不掉，但她仍然要逼迫曾国藩裁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消灭太平军后，原本就不算亲密的关系立刻对立了起来。最终两方积累的矛盾，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而结束。这是曾国藩给太后的警告，让慈禧不敢再轻举妄动。即使最后曾国藩听从上命将湘军大规模裁撤，但其在朝中的势力已经盘根错节，士大夫阶层成为了他新的倚仗者。而且有必要提及的是，湘军被裁撤之后，大量士兵并未返回原籍，而是在驻地安顿了下来。假设慈禧真的要拿曾国藩开刀，只要曾帅一个命令，揭竿而起也是存在可能性的。毕竟消灭太平天国后，曾涤生的威名传遍华夏，这是他人生的顶点。
与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左宗棠的楚军也是如此。楚军的规模比起湘军要小很多，但是军队的素质可不比湘军差，甚至在纪律性方面还要超过湘军。湘军是支撑曾国藩在朝中地位的基石，楚军同样也是支撑左宗棠的基石。特别是慈禧在消灭太平天国战役的后期，曾一度很器重左宗棠，大力扶持他和胡林翼，其目的我想大家心中都已清楚了。政治平衡术是不允许任何一方做大而危及君主的地位的。楚军和湘军都是私人招募的，是打着国家名义的私人军队。左宗棠和曾国藩一样，他们需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样子才能发挥最强的战力。至于权力是否循环，也是要看他们本人的意愿，不会随随便便一道命令就轻易放权的。
左是一名出色的将军，也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管理者。正如《左宗棠传》中所说的那样：他能征服，也能治愈战争造成的创伤。如果战场扩展到中央帝国的边界之外，同时代人中是否有人能够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同时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功，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年近50的男人，先前未曾有过任何类型的军事经历，却在战争中赢得了声望，这样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然而左宗棠单单凭借其天才的力量，越过了包括年龄在内的所有障碍，击败了绝大多数敌人。在他数十载的政治生涯里，他曾经提拔了很多能人干将，为国家的未来出谋划策。然而这些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的人，在左宗棠去世以后，便纷纷离开了权力的中心。这几乎是所有不成熟政治体系的通病，依靠着政治强人而生，也伴随着强人的逝去而烟消云散。湖南人在帝国的政府里风光了30多年，接着满人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重掌权力，重担责任。左宗棠手下的将领们也大多都是各奔前程，晚年凄惨。刘锦棠出任了新疆巡抚，在位置上待到1889年。然后他返回故里，于1894年去世。张曜当上了山东巡抚，死于1891年。 刘典死于1878年，当时在甘肃巡抚任上，那时距左宗棠离开西北还有几年。杨昌浚当上了闽浙总督，后来又任陕甘总督。他于1895年去世。其他将领短期担任了较低的职务，然后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曾经马踏天山南北、纵横长江两岸的楚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历史的黄沙所埋没。
强人政治的稳定性在于军队，一旦军队脱离自己的掌控，一切便不复存焉。至于强人们自己，唯一可以击败他们的只有年龄。当初靠着平定太平天国起家的湘军诸将和湖湘士子，慈禧太后与满人贵族是无可奈何的，也只有等他们全部老去，才敢动手。这种不成熟的政治体系，是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它和一个合理、公平、有社会责任感的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个人意愿为驱动力。看似稳定的社会环境，会在强人们逝去之后，重新陷入混乱。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左文襄公读书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