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期，受经济数据疲弱等诸多因素影响（如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的制造业PMI、利润持续负增长的规上工业企业等），市场对央行进一步降准降息的呼声不断高涨。例如，
（一）2023年5月27日，《经济日报》刊发《稳定房地产市场仍需持续发力》一文，指出当前房地产市场虽出现恢复迹象，但投资和开发建设仍在下降，市场整体处于调整期，需求仍存不确定性，住房销售的可持续性仍待观察。
（二）2023年5月29日，《经济日报》刊发《货币政策需进一步发力》一文，指出当前投资结构不均衡、消费增长不及预期、出口形势严峻……货币政策仍需进一步发力，首先要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其次是要用好差别性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率等结构性政策工具。这是二季度以来官媒首次呼吁货币政策发力，释放出可能降准降息的信号。
二、尽管呼声高涨，但需要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改变当前经济困局的作用并不大，即便在各种呼声之下央行被迫降准降息，其效果预计也不会太理想。理由如下，
（一）“经济一不行，就简单粗暴地呼吁降准降息”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的盲目共识。不过，2022年以来，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宽松态势，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反而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0年以来的整体回落态势，降至4-5%的区间内，这意味着导致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并非货币环境，货币政策自然也非解决之道。需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困境的根源是市场预期偏弱、信心不足，这些均非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扭转。
（二）推出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的逻辑无外乎是遵循凯恩斯法则，寄希望于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不过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无效需求太多”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刺激有效需求，反而会增加更多无效需求。
（三）从产业或行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之一是上游、中游与下游之间脱节，处于中游链条的市场主体被上游的高成本与下游的低需求合力挤压，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前中游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困境。
（四）某种程度上来说，产能过剩、无效需求过多、投资效率低下与资金过多聚焦相伴而生，这意味着旨在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的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很难对上述领域起到作用。特别是，目前政策鼓励的领域融资成本仍然在持续走低，有的企业融资成本已降至4%、3%甚至2%以下，表明其吸纳的金融资源已经过剩。
（五）虽然2023年5月25日以来，DR007已经从1.75%左右的水平升至目前2.10%附近（连续五天上行），但市场利率下行的方向目前还未扭转。而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利率的走势来看，2023年2月以来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一直处于非常充裕的状态，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降至2.70%以下，且有进一步下行向2.60%甚至以下靠拢的极大可能性，这表明当前降息降准的必要性其实并不高。
（六）目前我们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的通道中，无论怎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均无法从根本上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反而有可能会加剧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困境。
（七）根据国内经济形势适度调整，“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当然可以推出，但在效果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其带来的负向冲击尤为值得关注。这个过程中，究竟政策利率根据形势变化下调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行，还是市场利率下行倒逼政策利率下调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而继续推出宽松的货币可能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更大压力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对于当前困境的解决，还是需要从根源上着手，兼顾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调整：
（一）弥补下游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短期内解决经济困境的最直接路径，可以通过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以及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等方式降低市场主体的负担着手，这些举措比直接降息的效果要好的多。例如，截至2023年3月底，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38.90万亿元，意味着存量房贷利率下调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帮助减轻至少4000亿元左右的债务支出压力，可以极大程度上提升个人的消费能力。
（二）在预期较弱、信心不足、悲观情绪不断蔓延的背景下，当前包括地产行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普遍存在“躺平”迹象。目前，市场主体在扩大生产、投资及消费等方面，不是“不能”，而是“不想”，观望的情绪更浓厚。因此，除通过减税降费、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方式提升个人的消费能力及企业的投资能力外，通过降低体制机制的约束来恢复市场主体的活力也非常有必要，且可能更为迫切。
（三）在市场主体情绪低迷、预期悲观以及民间投资观望情绪比较浓厚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会变得更为突出，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收入困境也会凸显出来，并反过恶化需求不足的困境。此时，政府需要主动站出来，通过政府消费、政府投资等方式尽快发力，推出如特别国债等工具，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增长—就业—收入—消费”和“上游—中游—下游”的链条真正良性循环起来，避免供需两端形成负向循环，迈向螺旋式收缩的通道中。而在政府消费与投资发力之际，货币政策则可以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给予适度配合。
（四）最后，对于市场情绪的改善和活力的提升，可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新安全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的活力明显下降，情绪自然会比较低落，此时要尤为注意“安全”这一概念被泛化使用，避免“安全”成为“发展”的制约而非保障。同时还要注重资本市场的影响，目前看A股与海外市场之间的相对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情绪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