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抗诉答复（受访者供图）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10月24日，孙海洋发布信息称，接到检察院书面答复，吴某龙、吴某光拐骗儿童罪、包庇罪一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决定不予抗诉。
“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法院两次通知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司法机关已经尽力了。但案件中的疑点还很重。”孙海洋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打算联合其他寻亲家属、人大代表，通过提案方式推动法条修改，争取拐骗罪、拐卖罪“两罪合一”。
不抗诉说明书（受访者供图）
“宣判前还心存希望，案情还存在重大疑点”
孙海洋介绍，经过一审开庭和宣判开庭，他对吴某龙、吴某光“不悔过、不认罪”的态度非常失望，更坚定决心要让他们受到更重的处罚。
“一审宣判之前，我们还心存希望的，因为公众的意见非常强烈，我们也补充了一些证据。一审中，法官追问了很多疑点，吴某龙、吴某光要么否认，要么说不记得。我以为法官对这种态度在判决上会有体现，但还是只判了5年。”孙海洋说，吴某龙在两个月内先后拐走两个同龄孩子，送给了自己的二哥和大嫂的兄弟抚养，并对外说是自己的前女友所生，其中的逻辑说不通。
孙海洋介绍，吴某龙先把孙卓送给他二哥，二哥嫌弃孙卓眼睛有问题；他把孩子转送给了大嫂的兄弟抚养，两个月后又把符建涛送给二哥抚养。两个孩子都曾在吴某光的出租房长期藏匿，吴某光辩称“他（吴某龙）说是前女友的孩子”。“他到底能有几个前女友？两个孩子都是他的，他说不要就不要，女友也没意见？二哥嫌弃孩子，他还能换货一样换个孩子回来。并且两个接收孩子的家庭也是亲戚，说是完全不知情，谁能相信？”
孙海洋说，法庭上吴某龙坚持声称自己是做好事，是替二哥解决难题，而另一对接收孩子的夫妻也声称，接收吴某龙的私生子是给吴某龙帮忙，相互之间没有利益往来。孙海洋认为，这样的说辞也不合理。
“如果不涉及利益，吴某龙冒着坐牢的风险两次拐骗孩子，图什么呢？他们为了证明相互不涉及利益，说这十几年相互之间办喜事、请客，都不送礼。这也明显与普通老百姓实际生活情况不同，与当地的风俗也不一样。”孙海洋认为，涉案人员在十多年里商量好了统一的说辞。
将联合人大代表提案“两罪合一” 律师建议单独提高拐骗罪量刑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不抗诉理由说明书》表示，本案经过检察机关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法院在审理期间两次通知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司法机关已调取本案包括言词证据、银行流水、手机数据等证据，且经法庭查证属实，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被告人吴飞龙犯拐骗儿童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经法庭审理，法院以拐骗儿童罪的最高法定刑判处被告人吴飞龙有期徒刑五年。第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对此，孙海洋认为司法机关已经尽力。“检察院两次退回侦查，法院两次通知退回侦查，他们肯定也是想找足证据。但客观条件就是这样，涉及利益往来的证据确实没查出来。”
孙海洋表示，他和其他寻亲家属一直呼吁将拐骗罪、拐卖罪“两罪合一、两罪同罚”，因为两条罪名下的罪行对被拐孩子和家庭的伤害是相同的。“法律层面，我们会跟律师商量，看要不要继续抗诉。另外，我们准备联合其他家属以及人大代表，向人大进行提案，推动法条修改。”
律师周兆成介绍，拐骗罪顶格量刑就是5年，拐卖罪最高可判死刑，立法部门在立法过程中考虑了当时社会背景。“当时为利益而拐卖的行为猖獗，不为牟利的拐骗情况相对少，所以区别设立了两个罪名，拐卖罪的惩罚标准高，拐骗罪的惩罚标准低。”
另外一层考虑是，当时确实有很多家庭出于封建传统观念，从拐骗、拐卖者手里接收了孩子，如果全部按照拐骗罪量刑，打击面太大。
“从受害人本人及家属感受考虑，两种行为造成的伤害确实一样，但笼统要求两罪同罚，不太现实。”周兆成认为，孙海洋案中同一个作案者短期内连续作案两次，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立法、司法层面可以把案件危害程度纳入量刑考虑，提高量刑，惩处犯罪同时考虑受害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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