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纪念馆，年轻的学生和鲁迅“相遇”。（图/ 视觉中国）
如果问谁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作家，鲁迅必然榜上有名。这与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中频频出现的鲁迅课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数个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里，鲁迅都是被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之一。
正因如此，在国内众多作家中，鲁迅成为特别的存在，他在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而似乎每一代人，也都能回想起学生时代曾经“被鲁迅支配的恐惧”。围绕“教材中鲁迅”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一种声音认为，在今天，鲁迅的课文已经过时；而另一种看法则是：应试教育本身造成了对鲁迅作品的误读。
课文里的鲁迅文章，已经存在了一整个世纪。因为教材这种微妙的身份，除了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人群相遇，也成了一个国民文化符号，甚至是后来的网络流行符号。国人对鲁迅充满了复杂情绪，集体记忆也让鲁迅在很多时刻成为一种“梗”。
霸占语文课的一百年
从1918年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开篇起，鲁迅作品的传播已经超过整整一个世纪。
在民国时代，鲁迅的作品就开始进入教材，最早同时也是收入鲁迅作品最多的教材，是民智书局1922—1924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国文读本》，编者为沈仲九、孙良工。
他们认为，和读《孟子》《庄子》相比，国文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这本教材中选取的都是白话文，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语文课本中选用的鲁迅作品数量，要比新中国成立后教材选用的作品数量更多，除了依然存在于今天课本里的《社戏》《故乡》《纪念刘和珍君》等，还有十分尖锐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以及书信、日记、学术论著等，同时不乏鲁迅的很多翻译作品。
鲁迅作品不仅出现在中小学课本里，也出现在高等院校教材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所讲内容几乎都会涉及鲁迅的作品。
1929年春天起，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教材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朱自清称鲁迅的作品是“冷隽的字句，挺峭的文调”，流露出“冷酷的伤感主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教材开始由过去的分散出版，改为国家统一编写。
“文革”前的17年中，教材大多由人教社统一编写和出版，在延续民国时期的教材积累之外，还有叶圣陶、吕叔湘、周祖谟等多位学者参与。
1950年出版的第一本新中国语文教材里，《给颜黎民的信》就是鲁迅的作品，文中，他写道：“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
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初期的教材注重识字、写字、说话、阅读与写作等基本要素，除了鲁迅的作品，还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在之后的“文革”中，包括教材在内的文化作品遭到全方位的破坏。这一阶段过后，新时期的教材经历了修正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陆续推广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在2003年，教育部制定了“新课标”，将语文课的基本特点明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所谓的“工具性”无疑是指“听、说、读、写”的能力，“人文性”则包含了自我精神的提升与世俗关怀，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鲁迅作品都是十分符合该理念的理想范本。
因为鲁迅本人特殊的文化政治地位，鲁迅的作品在教材中的取舍，也是各个时期政治风向在教育领域的一种投射，而鲁迅似乎总能与最根本的时代精神相呼应。
过去的十多年间，“鲁迅课文大撤退”的说法常常流传出来。（图/IC）
撤出还是保留？
2013年，有媒体报道，人教社出版的初一语文课本中，唯一一篇鲁迅文章《风筝》被删除了。人教社回应说，在初中其他年级的课本中，仍然保留着六篇鲁迅文章，在选入教材的国内作家中，其数量依然是最多的。
过去的十多年间，“鲁迅课文大撤退”的说法常常会流传出来。在时代多元化的语境中，鲁迅的作品表达的价值观常常遭受质疑，有媒体曾提出，当下语文教材视鲁迅为鸡肋，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革命激情的消退与宽容精神的增长。
《高中语文》的一位执行主编曾说：“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早期白话文与当下汉语的差异，以及鲁迅作品本身的深刻性等原因，鲁迅作品教学中确实存在学生难懂、老师难教、教学目标难以实现的现象。”
也有人提到：“长期以来，鲁迅在教材中被异化和道具化，绝大多数中学课堂除了主题先行，肢解鲁迅并把他变成一个战斗性符号外，似乎没有更多的本事了。”
但对此，鲁迅研究学者陈漱渝认为，教学的缺点不能依靠把鲁迅作品从教材中剔除来解决。鲁迅作品是否与时代需求相悖，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当今时代的不同认知和对当今需求的不同理解。
而现实情况是，鲁迅至今也并未从教材中真正“撤退”。2017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开始统一使用“部编本”教材，即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至此，人教版、鲁教版等不同版本的教材都将成为过去。在全新改版的教材里，初中语文依然选取了六篇鲁迅作品。
小学教材也还是有三篇与鲁迅有关的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少年闰土》和《有的人》。这一数量是与过去的教材相当的。
对此，“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说：“鲁迅的作品的确难懂，有一定历练的人才能深入体会。但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让中小学生接触一点，也是必要的。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来理解。”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在“课文”的严肃身份之外，鲁迅的文章只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分。一个人需要在准备好之后才能阅读某类文学作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大文学教授陈平原曾写道：“中学语文、大学语文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正是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的老师更容易被追怀。”
鲁迅似乎总能与最根本的时代精神相呼应。（图/IC）
在今天，老师们如何讲授鲁迅？
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里，鲁迅因为课文而成为众多年轻人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被再次加工成了很多“梗”。
比如课文《秋夜》中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被网友调侃为如今流行的“废话文学”鼻祖；闰土和猹成为经典CP；而在诸多社会新闻的评论区，也常常有人丢出一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即使常常被冠以难懂、严肃之名，但热梗的流行，在事实层面验证了如今鲁迅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并非冷峻而不可接近。能够成为“梗”的原因，或许是它真的很“好用”。
一位90后初中老师受访时说，在他小时候，因为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每次新学期发下语文教材，他都能在开学前就把里面的课文读完。因此，无论是课本中的鲁迅，还是更加难懂的文言文，对他而言都是带来快乐的读物。
这似乎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其实教材课文本身并不会让学生抗拒，而是取决于教育者们如何讲授它们。
虽然在众多初中语文老师的感受中，讲解鲁迅作品的课程依然很难，但在课堂上，老师们对于鲁迅文章的阐释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一位初中语文教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在讲授鲁迅课文《藤野先生》的课前，脑子里突然出现《觉醒年代》里的鲁迅形象，他随即在课堂上问学生们：“电视剧中的鲁迅形象符合你想象中的鲁迅模样吗？”孩子们一下子就很激动地开始发言，这比过去的课堂上很多老师直接用课文导入鲁迅的介绍有趣很多。
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抛开鲁迅作品在这漫长时空中带来的一切附加身份，回到最初那两条标准——“人文性”与 “工具性”上，或许学者陈漱渝在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百年之后，鲁迅依然值得成为语文教材中的重要部分：“鲁迅是中国最接地气的作家。
他毕生坚守平民立场，以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表达爱憎，成为了穷人和不幸者的重视代言人。他虽然以近乎残酷的目光逼视现实的真实，但又让读者相信，生活虽然像一条漫长的隧道，有时幽暗到伸手不见五指，但隧道的尽头，必然有光明。”
（参考文献：《教材中的鲁迅》，主编陈漱渝，副主编王涧、李斌，福建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