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小说中一个小城镇医院的精神科，专门收治当地的精神病人。不过说“收治”有些过誉，因为事实上这儿只收不治，没有专业的医生，没有治疗手段，没有药物，只有一间冷落在荒芜院落的闷臭厢房，以及一位拳头粗大、头脑简单的看守人，任务是不让疯子跑出去。
小说讲述了医生院长拉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变成病人送进这个“第六病室”。看似荒诞离奇，实则对陈腐的社会规则、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讨论，充满了深刻的隐喻和嘲讽。
契诃夫与《第六病室》
人们通常将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而契诃夫则是其中成就最高的（当然，我自己更喜欢莫泊桑）；而要说到契诃夫的代表作，《第六病室》则可以说是最为知名的。
1890年，契诃夫花去大半年的时间，从莫斯科出发到库页岛旅行游历。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通过与满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取得库页岛的主权后，库页岛逐渐成为当时沙俄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诃夫前去旅行游历，也是对这个强制收留社会上的“病人”的病室，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这一段经历让契诃夫大受震动。1892年，契诃夫在莫斯科郊外的梅里霍沃庄园完成《第六病室》并发表，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
病人格罗莫夫，落魄的贵族
小说开篇第一章，作家运用现在电影的镜头语言，从外向内推进，用几段的篇幅对整个医院的第六病室进行了介绍。第六病室是用来关押精神病人的。作家以精炼简洁的文笔，将整个医院的荒凉破败，将第六病室的杂乱肮脏，一览无遗地推到读者面前，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在介绍病室环境时，将看门人尼基塔也做了一番刻画。随后，镜头转到病室内部，作家也对病室之中的五位病人进行了一番素描，其中着重刻画的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和本文的主人公之一格罗莫夫。
格罗莫夫作为一位贵族，其家庭则在其学业未完成时开始衰落，其兄长在念大学四年级时得了急性肺结核去世，随后不到一周其父便因伪证罪和挪用公款罪被捕，并因伤寒而瘐毙。因此他没能够顺利毕业，直接回到了故乡的小城。在这里，他们托关系谋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但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教学工作本身也没有做得足够好，不久之后便丢掉了这份工作。随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他甚至半年都没有工作，最后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在法院当法警的差事。
和文艺作品中所有的落魄贵族一样，格罗莫夫是敏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他“身体消瘦、面色苍白、吃得很少、睡眠也差”，因此总免不了有些悲观的想法；虽然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弱者充满热爱，但是却很少有人爱他；他也算得上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却做不好那些基本差事；他为人也不差，行为高尚正派，但是他却没有朋友。而由原来的衣食无忧急速地变成现在的贫穷困蹇，这些人生经历自然又让格罗莫夫对社会以及人性有了更频繁也更深刻的思考，这也让他变得更为神经质。
一天早晨，他因为外出执行公务（就是去强制执行，收取市民的欠款）时，碰到四个押送兵押着两个犯人从他面前经过，他突然被触动，想到自己即便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也极有可能被抓捕；甚至不一定会是误捕，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他没在工作上犯失误（工作上的失误，则可见其父亲的遭遇给他的强烈刺激）。从此他便失魂落魄，不断地妄想着自己会被拘捕，以至于后来终于疯掉了，而被送到了第六病室。
医院院长拉京，不务正业的管理者
医院院长拉京属于子承父业，因此放弃了自己担任神职供奉上帝的信仰，按照其父亲的意愿转学医学的。他虽然外形粗犷，身体结实，但可能是由于自身腼腆的性格，再加上经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说话轻柔，态度随和。他初到这医院赴任时，见到医院基础设施极差，药品物资急缺，管理制度混乱，他也直接认定这一间“不道德的”医院。然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为此而稍作努力以改变，或许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或许是他没有这个魄力去推进这一项重大的变革，只是漠然地接受了这一切。甚至于对日常接诊这一事务性工作，他也由于看不到工作的尽头而变得沮丧、消沉，甚至于消极、懈怠，他从神学中为自己的行为和观点寻找到了可以消极懈怠的理由和借口。
于是，他开始不务正业，在本应该上班时却躲在家里阅读着与专业无关的书，和唯一一个朋友就是邮政支局局长在傍晚时坐在书房内闲聊（更多时候是拉京发表一些看法，邮政局长附和着他的口头禅：“完全正确！”），这个已经*的邮政支局局长聆听着拉京发表的一些虚幻无用的见解，顺便蹭几杯啤酒喝喝，直到晚上十点才告辞。差不多每天都是如此。
关进“第六病室”
本来拉京和格罗莫夫两个是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但是这天，是个早春的傍晚，在医院的园子里，拉京碰巧看到犹太人莫伊谢伊卡光着脚向他乞讨，他按照惯例给了莫伊谢伊卡十戈比，出于怜悯向看门人尼基塔要求（因为拉京的性格，他向他的下属吩咐起事情来，不像是要求，更像是请求）给这个可怜的疯子一双鞋穿。这一幕被格罗莫夫看到了，因而兴奋地大叫起来，他那躁狂的喊叫自然也吸引了拉京的注意。
尽管他们一个情绪激动，一个却总是显得有些萎靡，但两人在空谈方面却好像是棋逢对手，开始激烈地争论。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些广泛而空洞的命题在滔滔不绝地辩论。尽管代表着医院，但是拉京却不无遗憾地告诉格罗莫夫：“如果社会想把罪犯、精神病患者和所有不合适的人与自己隔离开来的话，那它将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从社会谈到宗教，从人性谈到哲学，从医学谈到伦理……他们在激烈的辩论中竞相描绘着自己眼中的世界，临摹着对方，也审视着自己，并且在他们之间逐渐沉淀出友谊。拉京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他现在每天傍晚更多的是找格罗莫夫去谈话，而不是陪同邮政支局局长喝酒。因此在社会层面看来，尤其是在觊觎着他这个位置的副手和医士眼中，拉京现在完全是不正常了。
他们偷听拉京和格罗莫夫两个人之间完全无用的谈话，连前来蹭酒喝的邮政支局局长现在也不用那句“完全正确”的口头禅来附和拉京了。他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尽管对拉京谈论的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因为对拉京的社会行为有了怀疑而保留着自己的思想底线，现在只是“喃喃地说道：‘是的，是的，是的……’”
更过分的是，以市长为代表的社会层面，他们假借开会商议要事为由，将拉京叫到市参议会，却对他进行了一场精神鉴定。在通过询问医院事务、考察生活常识都无果后，他们却讥讽地问拉京，格罗莫夫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当拉京据实地回答自己的判断——格罗莫夫是个“有趣的年轻人”之后，他们便不再询问拉京任何问题。
拉京自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但社会层面对他的鉴定结论却是他现在“病得不轻”，但是基于他们对他真诚的友情，他们都坚信他只要“马上休息和治疗”，很快就会好的。全文不知道姓氏的邮政支局局长甚至还专门请了假，要陪拉京到华沙、彼得堡、莫斯科去游玩。他们坐着火车，邮政支局局长像个“社交恐怖分子”一样，不断地从这张椅子换到那张椅子，不断地与火车上的“上层人士”交谈，别人却连话都说不上，这让拉京感到疲乏。在恍惚间，拉京也在想，到底谁才是疯子。此后的一路，与其说是邮政支局局长陪着拉京旅游，倒不如说是想要外出撒野的邮政支局局长将不想出门的拉京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溜了一大圈。一个兴致勃勃，有撒不完的精力，到处走、到处吃、到处看、到处折磨那些服务人员，另一个则被缰绳套在脖子上，任由这一个拖着他，只想站着、坐着、躺着、闭上眼睛睡着。为了得到休息，也为了终止这可怕的折磨，拉京不得不向邮政支局局长撒谎，称自己有病，需要好好休息。最后他们到了华沙，拉京从没有出过客房，邮政支局局长则到处游荡，最后还以自己的尊严为抵押，从拉京手上搞到了五百卢布拿去赌博。
等到他们结束了这场可怕的旅游，终于回到那个熟悉的城市，拉京的职位已经被他的副手取代，而他自己也因为不善经营（或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怎么经营），他已经*了。他被迫搬家，却再也付不起租金了。他的副手（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继任者），还有邮政支局局长，带着道德方面的负累定期来看望他，时时奉送上对病人虚伪而廉价的安慰。终于，拉京在不堪忍受他们庸俗的玩笑后，发怒将他们赶了出去。不过这也无疑正式地向整个世界宣布——他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于是，又一次在一个拙劣的借口（副手邀他去“会诊”）欺骗下，拉京被带到了第六病室，从此便永远地在那里住了下来。拉京看到尼基塔拿着病号服站在一张空床边等着他，于是他什么都明白了。拉京显然不像格罗莫夫那样适应在第六病室之中的生活，没多久，因为挨了尼基塔两顿老拳，拉京便死去了。
“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
要是将整个医院比作整个社会，第六病室比作社会上的监狱，而将格罗莫夫、拉京等视作正义的高尚之士，由他们的遭遇来谴责整个社会的不公，我觉得是可以的；要是将莫伊谢伊卡等视作悲惨的底层人士，由他们的不幸来揭露沙皇俄国的黑暗，我觉得是可以的；其他各位读者要是从这篇中篇小说中领悟到了其他什么感受，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甚至是不寒而栗的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才算是精神方面的健康？究竟要如何才能自证自己在精神方面的健康？
如果我们怀着对森罗大众的悲悯，或者说对整个世界的所有真理的渴求，因此忽视了追求财富的积累、权势的争夺，那就是“病了”吗？如果我们因为性格的纯真直率，或者说对那套虚伪的社会规则的厌恶，因此拒绝了人际交往中的客套，遭致了他人的排挤暗害构陷，那就是“病了”吗？如果我们执着于内心的安宁，甚或沉湎于根本就不存在的虚幻或者已经消逝永不会再回来的过往，因此不被人理解也不被人接纳，遗世而独立，那就是“病了”吗？
如果我们能够在沸腾的喧嚣中，还聆听到那些羞赧的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在汹涌的人潮中，还触碰到那些低伏的静躺和僵卧；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看着天空，而是在几个引人注目的时刻凝视着脚下的土地；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瞩目艳丽的鲜花，而是想要拂拭那些沾满尘土的枯萎的树叶……难道，那就是“病了”么！
像作家在小说中所列举的，困居于一只木桶的第欧根尼，卖身为奴为他人赎身的斯多葛派学者（作家未点明，我也暂未查到是哪位)，而在同期的遥远的中国，类似的先哲更是可以罗列一长串的名单。在人类文明发轫的远古，他们就在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下，选择了这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因为有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先哲，才在更广的范围里塑造了传承至今的精神信仰，在更多的维度上建立起了现在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精神世界时。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或许都找不出一个完美契合当时社会规范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对自己有一个大致的认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做着自己的判断，并且据此实施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根据外部对自身的回馈，根据社会上他人对自己的行为，审视着自身，并且尽量调整修正着自身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都自认为还算好，还算正常，还算健康；但是，最终给你这个人作出定论的，却是这个社会上其他人对你的鉴定！
他们可能会倾听你对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看法，以此来判断你的思想有没有出问题；但他们也很有可能不关注你思想的绝大部分（这也是“健康的”、“正常的”那部分），仅仅根据另外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异常的”、“病态的”部分，因此判断你的精神状况出了点问题，需要休息；他们还可能根本不听你的陈述、你的辩驳、你的祈求，只因为你的无意识的行为判断你是“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最离谱但却非常普遍的情形可能是，他们觉得你理应是“病了”，而且已经无法救治，于是他们会为你精心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将你引诱到“第六病室”关起来，将你与这个世界进行物理隔绝！
毋须分辨！这个世界最难做到的事之一，可能就是一个人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当然，这其中很可能有例外，但是我自知我极难办到。
你呢？
供稿｜高罗人民法庭
编辑｜田家宁
审核｜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