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前几天，职业剧《精英律师》热播，作为一部讲述了法律从业者的剧集，片中不乏案例和法条的呈现。然而随着剧集不断更新，有不少网友指出，剧中出现了法条、法律名称错误等硬伤。比如，女主给外卖小哥普法，流畅地背出的工伤保险条例是2011年之前施行的旧版。再比如，剧中人物提到知识产权法、产品专利法、商法等几部法律，在现实中都不存在。
法律硬伤不能有
作为一部讲述法律从业者守护公平正义的职业剧，《精英律师》却屡犯常识性法律错误，不免有些黑色幽默。而放眼国内影视作品创作，法律硬伤一直是种通病。比如儿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这是在电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桥段，也是最具误导性的法律错误。公安部门不得不一再澄清：“未成年人无论是走失还是失踪，家长都应立即报案，警方会立即搜寻，以免错过寻回孩子的最佳时间！”今年大热的电视剧《都挺好》中，苏明成暴打妹妹苏明玉被拘留，苏明玉不堪求情而撤诉，苏明成就从看守所里出来了。然而根据剧情介绍，苏明玉所受伤害已达轻伤以上，苏明成涉嫌故意伤害罪，理应由检方提起公诉，而非获得被害人谅解就能息事宁人。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笔者认为，这句话后面还要加上一句，不能违背生活。在文艺创作的领域内，可以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但一旦涉及现实生活常识，尤其是严谨的法律知识，就不能信马由缰，自由发挥。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起到鲜活的普法作用，比如早年间的《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法律启蒙功能。反之，影视作品夹杂片面、错误的法律信息，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很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影视作品不能有法律硬伤，既是社会需要，也符合法律规定。《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专门指出，电影片有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精神的情形，应删剪修改。《电视剧内容审查管理规定》则明确禁止电视剧载有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实施的内容。对此，影视作品制作方必须端正态度，认真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主动消除法律硬伤。审查机构也应负起责任，聘请专业法律人士严格把关，避免“带病”播出，混淆视听。
“七五”普法规划提出，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法治文化与地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广大影视制作人应当正视肩上的社会责任，积极传播正确的法律知识，在带给受众娱乐的同时，传递法治正能量。（张淳艺）
剧好，有点硬伤又何妨
给剧挑刺儿，特别是指摘其中的硬伤，是剧评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一批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只是“窥全豹”的一种途径，且不是评价文艺作品的主要路径，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缘木求鱼。
作品，当然以没有硬伤为上。写什么像什么，不走样，是基本功。所以，二月河反映清代政治的三大巨著，被人指出某部作品开篇的描写在时间方面有些对不上，也被引为憾事。金庸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在《明报》上连载，每天续写一段，有时前言不搭后语。虽说出书时作了订正，但仍有疏漏，以致到了晚年，还在陆续修订。
但作家对生活的描摹，从来不是照抄照搬。从技法上来说，即便是照相，可以精准地抓取确定时刻、地点的特定物象，但每个照相师拍出来的也不会完全一样。而文艺创作，又非照相可比，它基本是作家个人的活动，与作家的时代环境、文学修养、身体状态，甚至写作时的天气、饮食、心情、是否喝着小酒都可能存在关系。作家的主观状况是影响作品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文艺的“写实”，是经过作家个体一番咀嚼再造的“实”，鉴于“我手写我心”的“我”个个不同，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千差万别，便在情理之中。
文艺，贵在创新。如果说政治、法律是追求普遍性、共同性的“求同”，文学就是力求独辟蹊径的“求异”。好的作者，总是想写出独特的“那一个”。比如，莫奈画日出，画出来的太阳是灰蓝的。从常识来看，太阳该是鲜红的吧？可在莫奈的笔下，太阳是灰暗的。这不仅是工业污染时代的写照，更是莫奈心情的表达。也许，当你也经历了某种人生的暗黑，才会对莫奈有几分新的理解；你不能因为你的不解，就指责莫奈是歪曲。
为了塑造形象，作家有时还要刻意变形、移花接木。《三国演义》中有个著名的桥段，叫张飞鞭督邮。但据史家考证，历史上鞭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但这一张冠刘戴，却把张飞的正直、鲁莽、冲动写活了，也救活了刘备——一个面对曹操的鸿门宴、青梅煮酒“装狗熊”的心机男，岂能干出这等孟浪的勾当？《三国演义》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不拘泥于史实，“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而《说岳全传》走得更远，历史上善终的金国大将金兀术，居然被老对手牛皋抓住了，“气死兀术、笑死牛皋”，虽然明知不是事实，听众仍大加追捧，因为它满足了听众的心理需求。这就是文艺，重要的不是纪事，不是载道，不是宣传某个行业某个学科，而是慰藉人的心灵，调和人类的心灵精神问题。
一部剧的好坏，关键看其文艺成就，看它能否赢得观众的喜爱。至于构成剧情的史实、制度、政治、法律等等众多因素，或许都是重要的，比如有人在其中找到了他熟悉的生活场景，有人看到了他喜欢的法律适用等等，但这些都不是评价作品的最重砝码。它们是构成作品的基石、框架，但作品能否成为好作品，是在它们之外的作家创意、文笔、情趣等精神凝聚（欲辩已忘言），如果没有了那种吸引读者的灵魂价值，一招一式再逼真，也只是行尸走肉。有司法机关拍过一部法治题材连续剧，说是创作部门及其上级反复审了几十遍，保证没有一个法律错误，“堪称法律教科书”，但社会观众不买账，播完就完了。反之，《谍影重重3》中，中情局失踪探员杰森⋅伯恩在伦敦地铁站指挥记者躲避不同方向的摄像头，而在美国兰斯的中情局本部，情报官员们则在指挥手下调整这些摄像头以捕捉伯恩和记者的行踪。请问：美国是通过间谍手段黑了英国摄像头，还是通过两国外交部协调了英国交警？若是前者，涉嫌违背多重法律；要是后者，则严重失真。但这样的描写影响作品效果了吗？
我们盛行行业剧。因为我们有部门行业划分，都有宣传自己的需求和利益驱动。不能说，这种思路不会产出好剧，但因其功利心、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写大海美时就差直接喊“大海，你好美啊”，连一点抑扬顿挫都不肯讲究，不懂“文似看山不喜平”，使其存在先天缺陷。而好剧，都在于它突破了行业职业的门槛，直接触动了人的心灵，沟通了人的社会性记忆、思考，在专业性传播中创造出超越专业的影响力。试看，《拯救大兵瑞恩》说它是主旋律片了吗？但它无疑是弘扬他们主旋律的上佳之作。《流浪地球》热播，有几成观众能懂黑洞是什么呢？如果你只是想拍一个法治宣传片、法律阐释片，随便你，但要想拍出文艺大片，那一定是突出文艺规律的。宣传的*、职业的利益，不应成为传播的藩篱，而是要想方设法创建最便利抵达观众心灵的方式，增大传播可能性。那时，*才会变作效果，如期而至，不期而至。
影视剧，要会看。中国人重史，官家重史笔，百姓爱读史。以致看小说，也在其中寻找史实。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好几代考据人。金庸降龙十八掌写得活灵活现，以致少林寺派人来问他：您有武功秘籍？老先生说我是全凭想象。清末官场小说盛行，作家要先声明，“本书纯属虚构”，就怕对号入座。尤其写历史人物，更难。前些年有影视剧写黄炎培，近日写中国女排，都引起过风波。文化传统的东西，你不能不尊重。但传统未必是对的，也要与时俱进。
我就主张，文艺不妨戏说，国人不妨多点戏谑精神。在电影中，美国总统经常成为恶搞的对象，白宫屡屡被攻破。奥巴马还在任上，与他神似的演员就出演总统，还在白宫陷落后被抓住，灰头土脸、狼狈不堪，虽说最后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我们的影视剧《亮剑》，重点是写李云龙的，里边以彭老总为原型的首长出场不多，但一出来就是生气、发火，显得有些窝囊。难道你会因此小看彭老总吗？前些年，外国有个作家的作品得罪了某些读者，该读者群体放言要到英国追*他。这些都反映出因为视野和站位的原因，影响了评价标准。
所以我说，剧好才是根本，有点法律硬伤，观众不会太在乎。（王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