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是连接各国经济从而实现全球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得益于改革开放战略，中国发挥要素禀赋优势，融入并推动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和扩展，促成了过去40多年中国与全球经济协同共进，取得经济发展结构性增长奇迹，不仅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更充分释放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独特外溢效应。
从当前应对国际经济新局势、破解结构性失衡难题、推动构建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全球经济体系使命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协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不取决于特定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取决于中国始终坚守改革开放战略定力，携手世界构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
为此，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着力推动面向新型国际分工的三大转化：将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为市场、技术、制度和资源“四位一体”系统集成优势；将要素参与型分工合作，转化为创新驱动型分工合作；将数量增长型协同，转化为质量发展型协同。
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作为后发转型大国，改革开放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并实现与全球经济同频共振的“启动机”。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推动国际分工演进。分工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扩张、消费增长以及要素生产率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GDP年均增长9.5%的奇迹。市场取向的改革，赋予了微观企业和民众配置资源的决策权，对外开放政策则成为先进要素融入中国经济体系的“加速器”。其中，经济特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充分发挥了早期制度变革独特而强大的要素集聚效应。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战略不仅为中国经济腾飞开辟了加速通道，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在中国和全球两个空间维度实现了企业发展、民众就业、民生改善、经济增长等多元目标，创造了企业、民众、中国、全球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模式。从经济增长维度看，1988—2007年的20年间，世界经济保持了年均近4%的增长率，被视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黄金20年”。从企业发展维度看，在美、日、英、德、法等工业化强国之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进入全球500强名单。到2018年，传统五国之外的跨国公司已占全球500强企业的近50%。
改革开放之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稳定器”功能。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此期间，中国及时出台以扩大内需为抓手的危机应对措施，第一时间遏制危机向纵深蔓延，为包括欧元区和美国在内的各国赢得了应对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中国还主张更多发挥联合国、世贸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更高效地协调各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此外，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构建包容、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开放发展机制和模式。
进入新时代，中国更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战略，开启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成为经济全球化“航船”的稳定器、压舱石。这与“美国优先”原则下以邻为壑的危机转嫁逻辑形成鲜明对照。
从国际分工视角解读百年变局内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分工演进和经济全球化变迁的历史长河看，这个变局绝非“后向倒退逻辑”，即“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引致的倒退，而是更为宏大的“前向发展逻辑”，即依托科技进步、制度变革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逻辑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产业体系、国际秩序再造。明确这个以国际分工体系再造为基石、以“前向发展”为内核的逻辑认知，有助于推动变局的危—机转化。从这个意义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邃内涵，即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共识下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格局出现历史性变化，也即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为背景的全球发展动力机制重塑。于中国而言，百年变局的风险与机遇转化，取决于对改革开放发展定力的坚守。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已率先启动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战略，包括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等。其主要目的，大体在于谋求或巩固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或者依托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建构新的全球价值链。由此推动以发达国家利益诉求为动机的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构。对此，我们应该既肯定其科技创新的引领意义，也必须意识到由利益博弈而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链冲击。
与此同时，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拥有着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空前强烈的发展诉求所孕育的发展动力，必然推动价值创造机制、价值分享机制变革，最终推动国际秩序重构。从战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基础性力量，是工业化先行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实现价值增值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战后经济全球化的“黄金20年”，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GDP年均增速超过5%，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尤为可贵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开放合作中参与到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进程中，在推动人类科技创新的同时，也为建构更为和谐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创造了条件。
从新方位思考中国与全球经济协同
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在国际分工中融为一体，成为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战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一个开放繁荣的中国，对世界极为重要；一个和谐包容的世界，对中国极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全球结构性失衡矛盾，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战略指导下，中国已经擘画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理念，携手世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经济持续包容发展的图景。支撑实现这一图景的基本动力，必然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开放大国与世界经济日益深化、更加紧密、更为和谐的分工合作关系。
从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分工纽带看，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应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顺应全球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大势，聚焦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建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全方位开放中，培育和释放大国特有的市场、技术、制度、资源（特别是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人力资源、数据资源）“四位一体”价值系统集成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再造，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维度的中国与全球经济同频共振。从国际分工演进方向看，中国必须实现从传统分工体系中的要素参与者，向新型分工体系中的创新驱动者、产业建构者的角色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球先进要素的价值创享平台，努力成为面向全球辐射高质量发展红利的国际分工中心，携手建构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和演进机制。
以改革开放定力“做好自己的事”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要达成上述协同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在改革开放发展基本共识基础上，聚焦国际分工演进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其协同发展需求，着力提升大国市场质量、制度质量、科技质量和资源质量。
一是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凝聚改革开放发展共识。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结构性、周期性矛盾的根本之道，而改革开放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共识。其要义，是以民众共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为价值导向，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形成基本共识。与此同时，还应借助联合国、世贸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区域合作平台，积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制度型开放，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充分理解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并在达成更广泛深入的发展共识基础上推动全球开放和多边体制改革。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职能转型及效能提升要成为凝聚发展共识的“先手棋”。
二是着力提升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水平，构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要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大势，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聚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协同。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政府要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公平竞争等制度型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提质升级，为全球先进要素创造集聚和协同的体制机制条件。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在制度型开放与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示范引领意义，着力增强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要认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势，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开放条件下的创新协同，包括加强与国（境）内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在全球构建起以技术创新协同为基础、以产业链为载体的新型价值链分工合作关系。
三是以更大力度实施区域发展国家战略，推动构建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联动的高水平分工合作机制和平台。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是我国市场空间最大、创新资源最丰富、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实施区域发展国家战略，打破区际要素、商品流动的制度壁垒，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创新协同，进而建构区域创新链基础之上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有内生生长能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区域建设和“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的平台支撑，推动区域产业链、国家产业链延伸，实现与全球高端价值链的高效对接或建构新的全球价值链。由此而言，国内区际开放可能是当下更具战略意义的举措。此外，要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在区域开放和对外开放中的制度高地效应，同时也要发挥其面向全球先进要素的集聚效应。
四是要构建激发内需持续升级的体制机制，夯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基础。着力培育内需，是更好地集聚全球先进要素并面向全球辐射高质量发展红利的战略性举措。当前的要务是降成本、优环境，其关键是政府要做好做足公共服务。从消费需求看，主要是通过强化政府民生保障职责和能力，降低居民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民生领域的成本及支出预期。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保障和消费品质提升为导向，以法治手段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从投资需求看，主要是降低企业的各类税费负担，以政府“放管服”改革和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降低企业隐性成本支出，增强投资者的发展预期。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修志 谭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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