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中亚女学生）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穆斯林妇女是有什么底气摘下头巾的呢——参加了工作、挣了钱、建立了经济基础，于是就不用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附庸。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是根本性的实践方法，百试百灵。但是当今过上了优越生活的小布尔乔亚女性却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国家强行把妇女推向劳动市场，是违背了妇女自由意志，是剥削压迫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吐槽。
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伟大的妇女解放史。《婚姻法》是继宪法之后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被*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第一部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等内容。尤其是“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这在当时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做到。
说一个模范人物：人民代表申纪兰。申纪兰奶奶堪称共和国推动男女平权最早的一代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申纪兰就在西沟村参与组织建设了妇女互助组，做布鞋棉衣被褥，组织春种秋收，开展水利建设，甚至帮前线部队修理枪支，有力的支持了八路军的前线战斗。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受封建余毒惯性的影响，妇女地位依然很低。据申纪兰奶奶回忆说：那时候妇女穿衣服，要向公婆、丈夫要，新媳妇过了门儿，三年以后每年才给八尺布；至于吃的方面，向来是男人吃好点，女人吃坏点。婆婆常对她说：“纪兰呀，咱们全指望你爹过呢，好的让他吃，咱们吃赖点吧。”
但是，新中国解放了妇女，妇女也平等的参加劳动生产，但在合作社中却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妇女在生产队的共同劳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活、付出了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习惯上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当时叫“老五分”，而且分数记在男姓家长的名下。
申纪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遭到了男社员的普遍反对。申纪兰就提出了给女社员也划一块地，男女进行劳动竞赛，看看谁更能干。在起初的比拼中，女社员队伍落了下风，因为平时男性认为女性不会耙地和匀粪等，只能牵一牵牲口、锄一锄田地，所以女性缺乏相关技术的锻炼。而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性社员加班加点研究琢磨农活的技术技巧，反复实践改进生产方式，并一举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社员。
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西沟村申纪兰带领妇女同志战胜男同志的事迹，*主席看后非常重视，并亲自为报道写下了按语，明确指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的事例很快传遍全国，也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而当申纪兰参选本地干部、人大代表时，也受到了（主要来自中老年男性）的风言风语，认为妇女不应该如此抛头露面。对此申纪兰对妇女们说，当地有句俗话“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但在新社会我们好女也要“走到县”。随后，申纪兰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在当今世界，甚至很多发达国家中，男女同工同酬都没有法律上的保障。申纪兰推动了世界妇女人口最多的国家男女同工同酬的进程，这一功绩足以在世界女权运动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