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循环系统正视图（图源：维基百科）
从成分上来看，血液是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的流体组织。被广泛熟知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属于血细胞，分别承担运输物质、机体抵抗和维护血管的功能。
红细胞包含不同的抗原类型，决定了通常意义上说的血型，如ABO血型和RH血型系统。在血液中存在着红细胞表面抗原对应的抗体，因此在直接使用不含血细胞的血浆或血清治疗时，也需要匹配合适的血型。
血浆是没有了血细胞的血液，主要由水、多种电解质、蛋白质等有机化合物和一些气体组成。蛋白质作为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大分子有机物，在血浆中也至关重要。血浆中的多种蛋白质统称为血浆蛋白，主要包括白蛋白、球蛋白和纤维蛋白原三类。
而血清之于血浆的区别，主要是在第三种蛋白——纤维蛋白原，及其相关的凝血过程。正常人出现伤口时，血管破损和异物表面（如包扎伤口的纱布）会一步步激活血小板，触发生理性止血的机制，伤口表面也会形成血痂。
生理性止血过程示意图
如果将这个过程搬到试管中，试管壁也会激活血液凝固机制，进而形成包含所有血细胞的血凝块，析出的淡黄色液体就是血清。因此，血清与血浆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少了凝血过程中消耗的纤维蛋白原和一些凝血因子，但也增加了少量凝血过程中血小板释放的物质。
尽管存在差异，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康复患者血液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这也是标题中问题的答案。而至于血清和血浆，在对冠状病毒的治疗中几乎没有差异，只是制备过程不一样而已。
不难发现，血液中的各种组成成分才是治疗的关键，进一步加工成为血液制品会更加高效。
血疗
不同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 除急性过量失血时输全血外，现代医学更多地使用血液制品，并通过注射的形式治疗。这样的做法一直流传至今，从经验主义的驱使，到理性主义的认可。
国家药品监管局发布的《中国生物制品规程》中，对血液制品的定义为:
由健康人的血浆或特异免疫人血浆分离，提纯或者由* DNA 技术制成的血浆蛋白组分或血细胞组分制品，如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天然或*的）、红细胞浓缩物等，用于诊疗、治疗或被动免疫预防。
前文提到的三种血浆蛋白正是血液制品的“主力军”。
人血白蛋白主要用于调节血浆胶体渗透压、扩充血容量，可用于治疗严重烧伤等疾病。
凝血因子类用于外科手术中止血，或治疗凝血障碍类疾病。
而最近被频频报道的“血浆疗法”和“血清疗法”则属于另一种——免疫球蛋白类，都是依靠其内含有的综合性抗体（即免疫球蛋白），来识别、*伤病毒等病原体。
使用恢复期血浆治疗的临床试验注册（图源：中国临床实验注册中心）
在面对像新冠肺炎、非典肺炎这样暂时没有特效药的传染病时，人们往往是通过自身的免疫力痊愈。该过程中，免疫系统产生大量抗病毒或其它病原体的抗体，即便在患者康复之后，也还有一些存留在血液中。因此将这些抗体输入到其他患者体内，也能帮助*伤这些病原体。
1890年，德国医生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将破伤风梭菌和白喉杆菌注射进动物体内，再提取血清，制作“抗毒素”。
两年后，同样的疗法被贝林运用到人体试验，并成功治疗破伤风和白喉这两种致命的传染病。大家从小注射的百白破疫苗中“白”和“破”，即分别指这两种疾病。
1901年，贝林也因此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图源：百度百科）
面对流行病的爆发，锁定病原体十分重要，但这也需要过程。
在找不到病原体，无法利用其它动物免疫系统提取血液和血清的时候，那些劫后余生的幸运儿，成为了抗体或者说“抗毒素”的来源。1910年的脊髓灰质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历史事件中都有过使用康复患者全血或血清的尝试。
即便是在现代医学取得长足进步的21世纪，血浆疗法依旧管用。无论是同为冠状病毒导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还是死亡率极高、被写进小说，搬上大银幕的埃博拉病毒，在它们疫情暴发蔓延的初期，血浆疗法都派上过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