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青铜器的文化内涵和象征的意义） - 原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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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政治传播”视角，考察作为媒介的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周代青铜器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传诸子孙、沟通人神与社交功能。西周时期，青铜器三大功能在形塑与传播王朝政治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青铜器沟通宗族成员与祖先及子孙，使得西周意识形态中“王家”和各宗族的关系得以世代延续，故而确立了该时期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面向。同时，青铜器的社交属性使得王朝政治文化下渗、传播至广大贵族圈。春秋以降，青铜器的社交功能不断凸显，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统一王权及宗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贵族的个人政治诉求借由青铜器这一传播媒介得到宣传。可以说，周代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族”到“人”的变化过程。

作者简介

洪馨仪，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宣柳（通讯作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博士研究生。

青铜器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青铜器的文化内涵和象征的意义(1)

作为传播媒介的青铜器，因其对于早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近年来已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皆从“政治传播”视角勾勒出青铜器的媒介属性及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荆学民，苏颖，2014）。青铜器（尤其是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往往蕴含大量政治信息，传递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就青铜器的使用而言，早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青铜器是当时社会进行“政治宣传”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具有强大的政治传播功能。

然而，要厘清青铜器所见政治传播过程，尚需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青铜器所承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第二，这一政治文化何以借青铜器媒介得以展现。这两个问题，前者涉及“政治”，后者涉及“传播”，归结到一点就是考察青铜器在早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形成、传播及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在“政治传播”视角下，以周代政治文化为线索，重点考察青铜器的媒介属性及其在不同时期（西周、东周）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由此管窥政治传播视域下“政治”和“传播”二者的关系。

一周代青铜器的媒介属性与主要功能

传统观点认为，尽管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重大事件，因而具有“新闻”色彩，但这些文字被记录于铜器上的主要目的是传诸后世，垂诫子孙（方汉奇，2002：2：钱存训，2003：157）。可以说，传诸后世是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器铭文的“读者”是在祭祀仪式中降临人间的祖先神。西周时期，铭文一般铸于铜器内壁、底部等部位，这样的书写位置暗示了铭文的阅读对象包括享用祭品的祖先。此外，青铜器铭文常见“用作XX”“享孝于XX”之类的套语，“XX”指代祖先，这亦显示相当数量的铜器是贵族为祭祀祖先而作。在铭文中，作器者往往会称扬祖先，祈求其对子孙降下福祉（徐中舒，1998：502-564）。即使是以叙事（如军事战争、土地交易等）为主的青铜器铭文，亦多见有作器者对祖先的祈请。因此，在此语境下，青铜器充当起沟通人、神的媒介。

综之，在周代社会，青铜器铭文的受众无疑包括宗族后嗣和祖先神灵。正如学者所指出，青铜器媒介“能够跨越时空沟通人神祖孙”，因而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媒介”，或是一种“偏倚时间的媒介”（潘祥辉，2015）。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周代青铜器铭文的传播对象还包括现实世界的生人。西周早期史䛗簋铭文记载作器者制作此器并“于之朝夕监”（《集成》04030-04031）。“监”有“观”的意思。这表明青铜器铭文有日常观看的需要，其阅读对象绝非仅限于祖先神与后世子孙。实际上，根据彝铭资料显示，周代很多青铜器被用于聘问、宴飨等社交场合。例如，西周晚期献钟铭文称此器“用喜侃上下，用乐好宾”（《集成》00143）。此钟用于取悦上下祖先神灵和宾客。除“王逆复”“寮人”“妇子”“好宾”外，西周金文中还有很多宴飨对象，如“出入事人”“朋友”“百姓”“多兄”“婚媾”“宗老”“皇君”等（陈英杰，2008：265-323），显示出青铜器使用场合的多样性和青铜器铭文阅读群体的广泛性。

周代青铜器铭文所记录的社交场合及展示对象显示，彝铭所传递的讯息有被现实社会中各类人群阅读、观摩及传播的需要。换言之，青铜器媒介在周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这是由青铜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点所决定的：“陈列青铜器所能达到的‘公共性’是其他书写材料所不能企及的——最初文本书于易腐烂的材质且可能收藏于私家的档案室。由此，这些青铜器成为将纪念性文本传播到更广大社会圈的最佳方式。由于这些金属文本记录了家族的荣耀和成就，所以它们将以漂亮的字体铸于宝贵的铜器上，并在合适的场合展示给亲朋好友及同僚观摩，这无疑可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李峰，2011/2018：127）

以上分析主要从铭文阅读对象的角度揭示周代青铜器的媒介性质与传播功能。实际上，不管是否铸有铭文，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本身便兼具祭祀祖先、作为“宝器”传承后世及现实生活中礼仪展示等各项功能。可以说，青铜器作为传播媒介，因其用途、功能及受众群体的多样性而含有多重属性。潘祥辉（2015）指出：“正是因为融合了用器、祭器、礼器以及书写媒介等多重特性，使得青铜器成为一种‘复合媒介’”。尽管学者所论与笔者所强调的青铜器媒介的多重属性在语境、内涵上均有不同之处，但称青铜器是一种“复合媒介”，确为卓识。

二青铜器与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的塑造、传播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书写者主要是各级贵族。在数以万计的铭文资料中，真正能确定是周王自作器的可能只有周厉王所作的㝬簋（《集成》04317）与㝬钟（《集成》00260，00358）。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各级贵族都有独立制作青铜器的能力，但这些铜器在器物组合、器型、纹饰及书体风格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很多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具有“同质化”特征。那么，青铜器铭文究竟传递出何种政治文化?西周政治文化如何借由青铜器这一媒介进行传播?

概言之，西周青铜器铭文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主要涉及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天”和周王的关系。众所周知，周人建国之初即在不同场合宣传自己因承受“天命”而得以代商，拥有天下。在周人的观念中，商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相反，周王（文王）具有德行，因而受“天命”（郭沫若，1957：1-65：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1957：80-87）。可以说，“天命”成为周人（乃至后世历代王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依据。

周人的“天命”话语需经由特定的媒介进行传播，才能贯至周邦全体成员。白文刚（2014：30）指出：“统治者的天命并非一旦被公开宣称就能获得普遍认同。为了获得社会对其天命的普遍认同，统治者必须借助于大量制造和广泛传播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天命表征符号来进行天命论证，其中符命神话和受命仪式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两种作为天命表征的政治符号。历代王朝的天命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最高统治者依靠对这两种政治符号的操纵完成的。”周代的情形也是如此。“受命”理论经由政治、祭祀等场合，最终被铭铸于贵族所作青铜器之上，从而将周人治理天下的合法性推广开来，并延续至后世。

西周政治文化的第二个维度是规定周王与贵族（臣）的关系。青铜器铭文传递了有关西周“君-臣”关系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周王在赏赐、册命贵族时，往往强调贵族对自己保持忠诚，勤于政事，敬事王家。另一方面，贵族也往往以服务周王为荣，强调自身对于周王及周邦的忠诚、恭敬与奉献。

总而言之，青铜器铭文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实质上规定了当时“天”“君”及“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周王统治天下的合法性由“天”所赋予，并需要时刻怀德以保持“天命”：另一方面，周王要求臣下对其效忠，恪敬职事，维护周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周政治文化中，“君”和“臣”并非仅仅代表周王与贵族个人：他们更体现周王室与各宗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周人的记忆中，先王凭借“德”而受“天命”拥有天下，然而这种“天命”可以传至时王。在周人观念中，每一代周王均需要继承先王之“德”维持“天命”，延续统治合法性。因此，在青铜器铭文中，时王常强调先王的作用，意谓自己统治天下的权利来源于先王（最终来源于“天”）。

同样地，在“君-臣”关系层面，西周青铜器铭文所传递的绝非是周王和贵族的个人关系。实际上，周代“君-臣”关系世代延续。在与周王的相处过程中，每一位贵族都需要效法宗族祖先辅佐先王之德，勤于政事，侍奉时君。无论是“先王之德”，抑或是“祖考之德”，这里的“德”，更多指的是政治品行（晁福林，2005），即周王承受“天命”而具有的统治之德与贵族敬事王家的臣德：“西周贵族所说的‘德’，的确具有一定的家族性，是在家族内部所传递的‘德’。周王有周王之德，贵族有贵族之德，各有各的理路。”（罗新慧，2016）先王敬天因此有“德”，臣事君因此有“德”。双方之“德”不断传至后代，从而蕴含了“族”的特性。

西周政治文化中“族”的特征充分体现于西周晚期逨盘铭文。是器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窖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3）。从结构上说，逨盘铭文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历代周王及单氏家族的追溯，后半部分则记录周王对逨的册命。铭文中，作器者依次排列周王，并对历代周王的功绩进行描述。逨盘铭文中讲述宗族祖先的部分亦有固定模式。作器者每称引一位祖先，总是先叙述这位祖先的政治品行：其后则用“会召”“夹召”之类的固定短语，连接祖先和先王，强调这位祖先辅佐先王完成赫赫功业。尽管西周贵族制作青铜器的目的毋庸置疑是展示家族的荣耀与成就，但这些荣耀的获得，无不依赖于周王室的恩典与支持。在逨盘铭文中，作器者有意识地将周王朝的意识形态植入家族史的叙述当中，他选择对周王朝有贡献的祖先予以赞颂，每一位祖先都被描述成辅佐特定一位周王，而作器者逨自身更是延续祖先荣光，继续为时王效力。在这一叙述中，周代以联结王家与宗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可见一斑。

下面的问题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宣传周代以沟通王家与各宗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上起到何种作用呢?上文分析周代青铜器作为一种“复合媒介”，因其传播对象的不同而主要具有三大功能：传之子孙、沟通人神和社会交流。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这三大功能在西周社会政治文化的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青铜器被用于祭祀祖先，这是宗族内部祖先之“德”传递给子孙的关键步骤。许倬云（1965/2006：24）指出：“几个随之而来的观念源于贵族被其祖先赋予了超凡魅力之想法。其一，正是统治集团的宗教责任能确保这种超凡魅力延续不断。其二，个体完全湮灭于家族之中，这样才能使这种神性特权能在本族血统中得以承续。其三，因为传统与神化的祖先相联系，所以传统受到尊敬。”在祭祀仪式中，祖先神在享用祭品的同时，还能观摩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了解到宗族后嗣的祈请，并降下福佑：子孙后代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型帅祖考之“德”，勤事周王。

第二，青铜器媒介因其自身特性，使得其所承载的周代政治伦理能跨越时间限制，“子子孙孙永宝用”，在宗族内世代传承、叠续。如此，这一套联结周王家与自己宗族的政治价值观得以传诸后世。实际上，与宗族当世成员接受祖考之“德”一致，这些宗族成员的子孙同样传承他们自身之“德”。他们死后亦作为宗族祖先，福荫后世，继续庇佑着每位子孙及整个宗族在事王的过程中维持自身地位。过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子孙后代，均和现世的族人一起，构成西周宗族的整体。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宗族中的所有成员均依附于周王室及王朝，最终形成了西周社会独特的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第三，青铜器除在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塑造中居于关键一环外，还在传播与下渗王朝意识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青铜器媒介的社交功能决定的。可以说，周王通过赐器或者赋予贵族作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青铜器铭文的书写，使得王朝政治文化推行到各级贵族，而大小贵族则在接受这一套政治观念的同时，通过青铜器媒介的社交功能进一步将其推广到贵族圈。这是一次王朝政治文化的再确认、再传播的过程。通过青铜器媒介所记录的讯息，贵族不单强化了自身（宗族）对王廷的忠诚，还向他们的社交圈展示了本族的荣耀及其对于统治者的重要程度。宗族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周王凭借青铜器媒介，将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施诸于各宗族之上，实现君臣关系的迭代与稳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覆盖，达到社会控制的效果。

由此看来，前辈学者将青铜器描述成“人与人之间”的媒介，认为西周时期青铜器媒介的政治意义乃是一种“社会契约”：“在宗法礼制的无形制约下，社会赋予了鼎彝上的契约一种强制力量，它是双方个人意志的妥协，使各种分散的社会功能协调一致起来。作为建构‘人和人’相互关系的一部分，社会资源被再一次最大化利用了，理性化的思维在这次媒介‘革命’中一览无余”（赵云泽，董翊宸，2019）。这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更准确的说，西周时期青铜器媒介协调的是王家和各宗族之间的关系，维持的是族与族的关系。与单一的君臣个人关系相比，这种族与族的关系，跨越时间维度，通过族内代际传承得以维持。在这一以“族”为核心的王朝政治文化构建中，青铜器媒介发挥关键性作用。

三青铜器与东周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

由前文分析可知，西周青铜器在塑造、传播王朝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尽管各级贵族乃青铜器的实际制作者和铭文的书写者，但这一群体在相当程度上是王朝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传播者和推广者。换言之，西周贵族的个人诉求隐没于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得不到彰显的机会。然而到了东周时代，王朝统一政治价值观日趋消解，个体声音开始从“集体意志”中浮现出来，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注入新的内蕴。

实际上，西周晚期以降，许多青铜器铭文和之前反映王朝政治文化的标准内容已有所区别。上文所举的逨盘铭文就是一个例子。是铭对于历代周王功绩的记述亦见于稍早时代的史墙盘（《集成》10175）。史墙盘作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时期，作器者为史墙，其所在的微史家族世代在周王朝担任史官。史墙盘铭文也记载周王世系及微史家族的历代祖先功绩，其中周王的世系及功绩描述和逨盘铭文如出一辄，这再次证明周王朝官方政治文化的力量。然而，和逨盘铭文不同的是，史墙盘铭文先是集中叙述周王的功绩，再讲述家族自西周开国初始即来投奔周王室，此后一直兢兢业业的发展史。和史墙盘相比，逨盘铭文将宗族祖先置于周王世系之前，更强调自身家族祖先的突出作用。这可能反映了西周中晚期以来贵族家族力量的崛起（von Falkenhausen，2006：王坤鹏，2020）。由此可见，尽管此时青铜器所传播的信息仍然被王朝正统意识形态所笼罩，但自西周中后期以降，各级贵族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青铜器这一传播媒介，突出自身家族的地位。

在另一件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马承源，1996）铭文中，周王的形象被进一步削弱，自身及宗族的信息得到显著呈现。晋侯苏钟铭文记载了西周晚期厉王时期的一次发生在周王朝东域的战斗。相同的事件还见诸厉王自作的㝬钟铭文（《集成》00260）。然而与㝬钟铭文强调周王自身的功绩不同，在晋侯苏钟铭文中，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晋侯苏。晋侯苏是这场战斗的实际指挥者，是参战军队（亚旅、小子等）的统帅，亦是最后献俘仪式的主角。而周王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呢?铭文显示，周王只是在战争伊始发布命令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对晋侯作出赏赐。在晋侯苏钟铭文的叙述中，周王只是晋侯苏战功的见证者和衬托者，只起到“橡皮图章”（rubberstamp）的作用。可见，晋侯苏铸造铜钟并铸铭文，更多地是凸显自身的功绩和荣耀（尽管周王依旧是荣耀的赐予者）。

到了东周时代，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和西周时期相比，这一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有三个变化。

（一）青铜器铭文内容由称颂周王逐渐转为赞美家族及自身

如前所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主题是赞颂周王的功绩，即使述说自身家族的创业史，也多和先王的活动挂钩。这反映出这一时期对自身宗族与王家联系的关注。然而从春秋时代开始，青铜器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开始转向作器者家族及作器者自身。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贵族在叙述具体政治活动时，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或者和自己相关的事迹进行描述。上文提及的西周末年晋侯苏钟铭文就是典型例子。在叙述周人与东国的战争时，铭文主要叙述作器贵族晋侯苏的战功。春秋时期的子犯编钟铭文更是反映了卿大夫阶层的政治价值观。此钟作器者子犯乃春秋中叶晋文公之重臣，帮助晋文公取得霸主地位。在子犯编钟铭文中，他叙述道：“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孤。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定）王位。王赐子犯辂车、四牡、衣、裳、黼、巿、佩。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龢钟九堵。”（《铭图》15200-15204）这段记载主要记述了子犯帮助晋文公复国以及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楚国并率领诸侯朝王之事。这些政治事件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多有记述。然而与传世文献不同的是，子犯编钟铭文通篇强调子犯自身之显赫，由此可见春秋青铜器铭文中叙述重心的转移。

（二）青铜器铭文的叙事主题由称颂宗族祖先转移到个人生活

西周时期的政治文化以“族”为核心，因此，贵族制作青铜器多叙述宗族发展史（如上文所述的史墙盘和逨盘铭文），并用于祭祀祖先，祈求祖先降下福祉，以维持本宗族和王家的关系。然而到了东周时期，彝铭中原本用于赞颂祖先的套语被直接移用于描述作器者自身。例如上文提及的秦公甬钟铭文，在开头叙述祖先之功后，话锋一转，直接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秦公及其夫人王姬的功绩：“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有心，戾龢胤士，咸畜左右。蔼蔼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盜百蛮，具即其服。”（《集成》00267-268）铭文叙述秦公及夫人自继位以来任用贤士，稳定国家，柔服蛮夷，德行盛大。最近出土的春秋早中期曾伯桼壶铭文更是通篇赞颂器主曾伯桼自身的功绩及德行：“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惟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㮊是则，允显允翼”（方勤，胡长春，席奇峰，李晓杨，王玉杰，2017）。曾伯桼宣扬自己能效法先祖德行，具备文韬武略，取得赫赫政绩。同时，他还称自己是“为民父母”，这一原本在西周时期只用于形容周王的特殊政治比喻如今被用来形容地方贵族。可见从中央到地方，从称述祖先到自矜扬己，东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与内容已有所不同。

（三）西周时期统一的政治文化逐渐消解，地方贵族们利用周王朝曾经的政治话语实现自身诉求

例如，“天命”观念作为周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曾是西周时期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如前文所述，西周青铜器铭文盛行“受命”观念，在周人眼中，只有先王（尤其是文王）和“天”关系密切，有资格与“天”直接接触。然而据春秋金文显示，不少诸侯国君都开始运用“天命”话语，强调自身和“天”的密切联系。上文所举秦公甬钟铭文就曾提及“天命”，用以描述先祖立国之事，秦公簋铭文亦宣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蹟。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嚴恭夤天命。”（《集成》04315）。秦人眼中的“天命”，已不再是西周时期代表国祚和普遍性权力的“天命”，而是秦国立国的依托。近出嬭加编钟亦谈及“天命”：“伯括受命，率禹之堵，有此南洍”（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2019）。曾国作为周王朝的南疆小邦，在春秋时追溯其早期历史时，竟运用“受命”话语，强调曾国的建立直接受“天”之旨意。显然，这里的“受命”之“命”，指“天命”，其涵义与秦公器一致，均指诸侯国之国运。而另一件晋侯所作的青铜器在谈及“天命”时，此概念的涵义可能与前面两器铭文所言之“天命”有所差别。春秋中晚期晋公盆云：“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集成》10342）虽然此处“天命”依旧和晋国始祖唐公有关，但从语境及后文所记周王命唐公“宅京师”来看，这里的“大命”应指唐公受命辅佐武王取得天下一事。总之，春秋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命”概念涵义比较多样，和西周时期作为国祚的“天命”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罗新慧，2020）。这一时代的贵族虽仍使用周王室的政治话语，却赋予诸多政治观念新的内蕴。在这个过程中，西周时期的意识形态渐渐被一套新的政治文化体系所取代。

由上文分析可知，东周时期部分青铜器所传递的讯息和西周统一的王朝政治文化有所区别。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很多贵族的关注点从自身宗族与王家的关系，开始转变为所在宗族的发展历程，又从宗族发展史进一步转移到自身的政治诉求上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由“中心化”“统一化”转向“地方化”“多样化”及“个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的王朝意识形态逐渐消解，多样化的讯息表达开始形成：时人逐渐走出“族”笼罩的世界，开始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晁福林，2008）。

大体说来，这一变化过程背后的内在动因，即在于两周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动。一方面，从春秋时期开始，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及内部贵族权力斗争加剧，致使社会流动加剧：周王室衰落之后，诸侯国君及卿、大夫、士等社会阶层顺次崛起（许倬云，1965/2006：27-62）。统一的王朝政治文化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化、个性化色彩浓厚的社会诸阶层政治价值观。另一方面，西周时期以宗族为基本组织单位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血缘组织逐渐向地域组织过渡，最终在战国时代形成“编户齐民”的成熟国家（管东贵，2010：27-52）。在这一过程中，原本隐没在“族”之中的个人诉求开始得到凸显，个人价值得以强调，个人的生活虽仍离不开宗族，但已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从“宗族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化过程，尚有数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西周和东周（尤其是春秋）青铜器所揭政治传播阶段绝非截然割裂、泾渭分明。换言之，东周以来政治权力的下渗以及统一政治价值观的消解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延续中蕴含着变化。如前所述，我们在西周部分青铜器中可以观察到王朝政治文化的多种“异质”：同样地，春秋彝铭资料中亦见有大量西周时期流行的叙述、观念。但总体来说，中国上古时期人对“个体”与“自我”的追寻，可从周代青铜器铭文内容的演变中窥见一斑。其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个体”“人”等概念，很大程度上限定于贵族阶层，并不包括普通民众。东周时期，有能力铸造铜器并阅读铭文信息的人，必定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资源的贵族群体（大体包括诸侯、卿、大夫及部分士阶层）。因此在本文中，“人”的概念更多地是相对于“族”而言。毋庸讳言，“个体觉醒”的突破从王公大臣下至普通贵族，又从普通贵族下至百姓，乃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两周政治文化的转变，不仅表现在铭文内容上，也表现在青铜器的器型、风格及纹饰上。如前所述，西周时期青铜器与“族本位”王朝政治文化形成互动关系。这一时期，除铜器铭文内容较为一致外，铜器形制、纹饰亦以王畿地区为主导，具有较高统一性。而到了东周时代，各地铜器风格更趋地域化，器型和纹饰更具地方色彩：“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反映在青铜文化上，促使地域特色加强，个性加强，在青铜文化上酿成了纷繁复杂的面貌”（朱凤瀚，2009：1534）。东周青铜器在器型、纹饰等方面的变化，与上文所述政治文化的变化历程总体合拍。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贵族传播多样化、个体化政治文化的需要，东周青铜器的媒介功能也发生变化。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社交功能不断得到凸显，成为贵族彰显个人政治理想的重要媒介。

青铜器“自我宣扬”功能的凸显见诸传世及出土文献。例如上文所引曾伯壶铭文中有“壶章”一词，经研究就是表示壶铭所彰显的作器者功绩（宣柳，2022）。可见，这一时期贵族用青铜器来“铭功”的目的明显。

青铜器传播功能转变亦能从铭文位置的变化中看出。前文已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铸勒位置通常位于青铜器的内部（侧壁或底部），一旦铜器被装满食物或酒，铭文便被覆盖，对于读者来说，阅读铭文的难度便会上升。而到了春秋时代，铭文开始铸造在器物的外部。这一转变显示，从西周到东周，青铜器铭文的观看需求发生变化。可以说，尽管西周时期青铜器媒介已经具有社交功能，用于宴饮、聘问等场合，但春秋时代这一社交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青铜器铭文的阅读群体进一步扩大，作器贵族通过青铜器铭文自我宣扬的诉求进一步增强。

总之，东周时期青铜器社交功能的增强，为当时社会政治精英宣扬个性化政治文化提供重要媒介。

四

余论

从传播学的角度观察，西周和东周依托于青铜器媒介的政治传播过程有所不同。西周时期贵族虽拥有独立作器的能力，但他们更多是王朝“族”本位政治价值观输出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东周时期角色颠倒，相当多的贵族开始具有自身能动性，这一群体借青铜器彰显自己的诉求，通过改造既有政治观念或创造新的话语向外输出个人政治价值观，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塑造的参与者。由此，周代政治文化的演进线索大体可以用“从‘族’到‘人’”来概括之。

在这一过程中，青铜器媒介与周代政治文化演变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早期中国社会，青铜器不单单作为传播载体，在官方政治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青铜器媒介本身在政治文化的塑造、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青铜器的特殊媒介属性，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将会缺少内核——“族”。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演变与青铜器媒介功能的转变相伴而行，新的政治文化改造了既有传播媒介的功能，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政治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政治传播”视角下，“政治”本身的形成离不开“传播”，“政治”的变迁亦引起“传播”要素的改变。“政治本身就是传播”（荆学民，施惠玲，2009）：“传播即政治”（赵云泽，2017）。“政治”和“传播”二者绝非截然割裂，而是密不可分、你中有我的相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