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在公元前239年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士容
原文：
一曰：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朗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於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敛，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敛，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蚤成，空窍哭历，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锺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朴。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译文：
士人不偏私不结党。柔弱而又刚强，清虚而又充实。他们看上去光明磊落而不刁滑乖巧，好像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他们藐视琐事而专心于远大目标，似乎没有胆气却又不可恐吓威胁，坚定勇悍而不可侮辱伤害。遭遇患难能够守义不失，南面称王也不傲慢恣睢。一旦君临天下就准备收服海外，行事高瞻远瞩而不热衷小利。视听超尘绝俗可以安定社会，不追求富贵不摒弃贫贱。德行尊重理义而羞于使用奸巧诈伪，胸怀宽广不诋毁他人而心志非常高远，难用外物打动而决不妄自屈节。这些就是国土的仪表风范。
齐国有个擅长相狗的人，邻居委托他买一条捕鼠的狗。他整整一年时间才买到，对邻居说；“这是一条出色的狗啊!”他的邻居喂养了好几年，狗却不捕鼠，邻居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了相狗的人。相狗的人说；“这是一条出色的拘。它的志向在措取獐麇猪鹿，不在捕鼠。想让它捕鼠就要把它绊住。”邻居绊住了驹的后腿，狗这才捕鼠。骥骜的气质，鸿鹄的心志，能够使人们知晓，是因为这种气质和心志确实存在。人也是如此，确实具备了，精神就能使别人感知了，言语哪能完全使人相信呢?这叫做不言之言啊！
有个前来拜见田骈的客人，服饰合于法式，进退合于礼仪，举止娴静文雅，言辞恭顺敏捷。田骈刚听他说完，便谢绝了他。客人离去的时候，田骈一直注视着他。弟子们对田骈说；“来客是位士吧?”田骈说：“恐怕不是士啊!刚才来客掩蔽收藏的地方，正是士申说施行的地方，而士掩蔽收藏的地方，也正是来客申说施行的地方，来客恐怕不是个士啊!”所以说，火光只照一个角落，就有半间房屋没有光亮。骨骼过早长成，质地就疏松不实，身材一定长不高大。常人不谋求道义，只是拘谨于外部仪表，就会巧诈多端。心志如果不正，就不能建立功业。喜好聚敛而不愿施舍，国家再大也不能统一天下，灾祸就会天天发生。所以，君子的仪容风范．象昆仑山的玉石一样美好，象高山上的大树一样挺拔他们朴朴实实，言行谨慎，敬畏教令，而不敢骄傲自满；他们孜孜不倦，取舍严肃不苟，而心地非常淳朴。
唐尚的同龄人有的做了史官，他的旧友以为他也希望这样，就把消息告诉给了唐尚。唐尚说：“我并不是没有机会做史官，而是感到羞耻不敢去做。”他的旧友并不相信。到了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唐尚通过劝说魏惠王解了邯郸之围，赵国就把伯陽邑给了唐尚。他的旧友这才相信他真的羞于做史官。过了一些日子，这个旧友又为自己的哥哥请求官职。唐尚说：“等卫国君主死了，我让你哥哥代替他。”他的旧友起身离席，退避再拜，竟然信以为真。这个人对可信的不相信，对不可信的反倒相信，这是蠢人的弊病。知道别人贪求私利，自己却不能去掉这种*，靠这个做君主，即使据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没有比愚蠢再能坏事的了。愚蠢的弊病，在于师心自用。师心自用，憨直无知的人就会都跑来祝贺他。象这样据有国家，就不如没有。古代让贤的事情就是由此产生的。让贤的人并不是憎恶自己的子孙，并不是追求和夸耀这个名声，而是基于实际情况才这样做的。
务大
原文：
二曰：尝试观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欲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争善处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郑君问於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故无事大。
译文：
试看古代记载，禹，扬，文、武的辅佐之臣，名声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因为功大的缘故。平庸君主的辅佐之臣，他们希望获得荣耀的名声和安稳的地位，这和三王的辅佐之臣是相同的，但名声没有不耻辱的，地位没有不危险的，这是因为没有功劳的缘故。他们都担心自身不显贵于本国，却不担心君主不显贵于天下，这是他们希望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
孔子说：“燕雀争相在屋檐下好地方筑巢，母鸟喂养着小鸟，怡然自得地一起嬉戏，自以为很安全了。即使烟囱破裂，头上的房梁燃烧起来，燕雀仍然面不改色，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灾祸将祸及自身啊!这不是很愚蠢的吗?做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这种见识的人太少了，那些做臣子的人，增益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一起在国中结党营私，怡然自得地一起游乐，以此危害国家。他们离烟囱很近了，但始终也察觉不到，这同燕雀的见识恐怕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国家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家室，家室大乱，就没有安定的个人。这些话说的就是上述情况。所以，局部的安定，一定要靠全局的安定，全局的安定，也一定要靠局部的安定。全局和局部、尊贵和卑贱互相赞助，然后才能各自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薄疑用统一天下的方略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拥有的只是个有着千辆兵车的小柄，希望就此听取您的指教。”薄疑回答说：“假如能象乌获那样力举千钧，那么又何况一呢?”杜赫用安定天下游说周昭文君，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希望学习安定周国的方法。”杜赫回答说：“我所说的如果您做不到，那么周国也就不能安定，我所说的您做到了，那么周国自然就会安定了。”杜赫的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不去安定它而使它自然得以安定啊！
郑君问被瞻说。“听说您的主张是不为君主而死，不为君主出亡，真的有这样的话吗?”被瞻说：“有。如果言论不被听从，主张不被实行，那么这本来就不算侍奉君主，如果言论被听从，主张被实行，君主自然身安，又哪里用为他去死、为他出亡呢?”所以，被膳不为君主死难出亡，胜过那些为君主死难出亡的人。
从前舜想牧服海外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成就帝业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海内了，商汤周武想继承禹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人力舟车所能到达的地区了；五霸想继承商汤周武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做诸侯之长了，孔丘墨翟想在天下实行大道而没有成功，但己足以成为显荣之人了。大事不能成功，结果还是会有所成就，所以一定要致力干大事。
上农
原文：
三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地藉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藉于庸。为害於时也。然后制野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於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於门，罛罟不敢入於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秕；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虚；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译文：
古代圣王引导他的百姓的方法，首先是致力于农业。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是为了地理的出产，而且是为了陶冶他们的心志，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国家的法制就能确立，民力就能专一。百姓从事农业家产就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老死故乡而没有别的考虑。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就会不昕从命令，不昕从命令就不能依靠他们防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家产就简单，家产简单就会随意迁徙，随意迁徙，国家遭遇患难就会都想远走高飞，没有安居之心。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就会喜好耍弄智谋，喜好耍弄智谋行为就诡诈多端，行为诡诈多端就会在法令上耍机巧，把对的说威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
后稷说；“所以要致力于耕织，是因为这是教化的根本。”因此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也都有各自的职事。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农民不得在都邑出现，以此教育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因而一年四季都有绩麻缫丝等事情要做，以此来尽力于对妇女的教化。所以男子不织布却有衣穿，妇女不种田却有饭吃，男女交换劳动所得以维持生活。这是圣人的法度。
所以，要慎守农时，爱惜光陰，不是年老不得停止劳作，不是患病不得休息，不到死日不得弃舍农事。种上等田地，每个农夫要供养九个人，种下等田地，每个农夫要供养五个人，供养的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总之，一个人种田，要供十个人消费，饲养的各种家畜都包括在这一要求之内，可以折合计算。这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法。
所以，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不要大兴土木，不要进行战争。平民如果不是加冠、娶妻，嫁女，祭祀，就不得摆酒聚会。农民如果不是名字通于官府，就不得私自雇人代耕。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如果不是因为同姓的缘故，男子就不得从外地娶妻，女子也不得出嫁到外地，以便使农民安居一地。然后要规定关于乡野的禁令。乡野的禁令有五条：土地尚未整治，不得绩麻，不得扫除污秽；未上年纪，不得从事园囿中的劳动；估计力量不足，不得扩大耕地，农民不得经商，不得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还要规定各个季节的禁令：不到适当季节，山中不得伐木取材，水泽地区不得烧灰割草，捕取鸟兽的罗网不得带出门外，鱼网不得下水，不是主管舟船的官员不得借口行船。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如果百姓不尽力于农耕，就没收他们的家产。因为不这样做，农、工、商就会互相仿效，国家难予以理就会达到极点。这就叫做背离根本，违反法则，就会导致国家的丧亡毁灭。
凡是百姓，自成年以上，就分别归属于农，工、商三种职业。农民生产粮食，工匠制作器物，商人经营货物。举措与农时不相适应，这叫做不祥之至。以大兴土木侵夺农时，叫做“延误”，百姓就会忧思不断，田里一定连税谷也收不到。以治理水患侵夺农时，叫做“浸泡”，悲伤就会继欢乐之后来到，四方邻国就会来侵害。用进行战争侵夺农时，叫做“虐害”，灾祸就会终年不断，根本不用开镰收割。连续侵夺百姓农时，严重的饥荒就会发生。田中到处是闲置的农具，农民有的闲谈，有的唱歌，早上看是如此，到傍晚仍照旧。农民人人无心劳动，损失的粮食必定很多。人们看到了这种现象，却没有谁知道重农这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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