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厦大
凤凰花开，九十七载。岁月峥嵘，在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历史典故，藏匿于厦园的每一个角落——校训、校歌、校徽、建筑及钟声里，这在中国高校中实属罕见。
而这些典故文化的缔造者就是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他为厦门大学奠定了爱国与大爱的精神基石，播种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
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这些典故，既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传承和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迈向文化自信，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邬大光教授的脚步，一起踏上寻访厦大典故的旅途吧……
邬大光：文化传承中的厦门大学典故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解读《鸿门宴》时提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1921年，校主陈嘉庚以“毁家兴学”的教育情怀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创办了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创榛辟莽的历史性贡献。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所历经风雨而顽强生存的大学是理应让人肃然起敬的。厦门大学风雨兼程的发展轨迹，既生动反映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梦想的伟大实践，又完美诠释着陈嘉庚先生创业兴学的艰难历程。在厦大校园里，大到一幢楼房，小到一座亭子，甚至一段曲径、一块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典故，或流传着一段佳话，成为厦大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一个个典故、一段段故事共同组成厦门大学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充满敬意。追忆厦大往事是厦大人文化自觉的表现，寻找这些典故，发现和挖掘这些精神力量，既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不是教育学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厦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期冀兼及历史研究的严谨和个人的经验分析来尝试讲述这些厦大故事。挖掘厦门大学文化基因和血脉中的历史典故，就是期待厦门大学的后来者能够很好地珍惜、传承、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提振南强雄风，再立育人新功。
一、厦大选址中的典故
厦大思明校区演武场是最早的校址。演武场曾经是郑成功操练军队的地方，是郑成功恢复明室的大本营之一。陈嘉庚先生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充满崇敬。所以，1921年厦门大学第一座大楼落成后，历经两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才获得演武场的审批权。但在当时，演武场可谓是一处偏僻的郊野荒地，鲁迅曾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为什么陈嘉庚当年选择演武场，因为这里“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广阔的空间使得厦大未来的发展能够“预有算划，庶免后悔”。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最初圈地9000亩，计划在1930年建成万人大学，1941年学生数要达到2万。
据《厦门志》载，上个世纪20年代，厦门人口大约在12.8万人。当时，在这样一个城市规模中，陈嘉庚先生能以远见卓识构建“生额万众”的大学，确实是高屋建瓴，难得可贵。尽管因为抗战原因没有实现，但在当时，这确是了不起的宏伟设想。可见，在陈嘉庚的内心深处，勾画的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而是一座恢宏的现代教育王国：这座王国背山面海，北靠五老峰，远眺金门海峡；南指南太武山，中间行使万吨巨轮，巨轮所见第一眼即为“厦门大学”。正如著名书法家虞愚为上弦场题诗云：“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厦门大学选址之磅礴大气，不言而喻。
大学与古刹为邻，在中国近现代大学选址上屡见不鲜。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寺相邻算是其中之一。其它诸如福州大学之与西禅寺，山东大学之与洪楼教堂，华中师大之与宝通寺，安徽师大之与广济寺，韩山师院之与韩山寺相邻，这些选址，大概皆因“大学所缺，寺庙可补”。这种山林遗风如果可以追溯，当起自于古代的书院与寺庙。严耕望先生曾提出，“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这一观点可由许多案例得以印证。例如，湖南岳麓书院之与麓山寺，河南嵩阳书院之与少林寺，福建紫阳书院之与梵天寺，清源书院之与承天寺，龙山书院之与净风寺，科山书院之与科山寺，均为相邻而居。
为什么书院与寺庙常常毗邻而居，一则可能寺庙大都选址风景秀丽，适宜修习心性，故有“天下名山僧占尽”之说；二则大概两者均为教化之所，寺庙与书院均是当时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特别是一些高僧不但熟谙佛家经典，而且在诗词歌赋文学上往往也颇有建树，文人墨客也喜欢与高僧们切磋学问，留下了文人与僧人交往的许多佳话。相反，惺惺相惜，文人也受到僧人的特殊关照，特别是那些“寒士”，如白居易就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恰如《易经•乾》所云：“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人据此编为成语“声应气求”，意谓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论语•里仁》也提出：“德不孤，必有邻。”正所谓古刹黉庠相得益彰，书声钟声同振共鸣。至于居京畿重地太学，虽无寺庙相伴，但与孔庙为邻，则更显尊贵。在北京国子监街上，孔庙在东，国子监在西，正所谓“左庙右学”规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左为尊，依照旧制，进国子监应先拜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于大德十年（1306）建成。在孔庙建成的当年，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又称太学。故“声应气求”这个典故，是对厦门大学选址的最好诠释。
二、厦大校徽校歌校训中的典故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解释颇多。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曾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说。蔡元培则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梅贻琦又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关于大学的解释，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校主陈嘉庚先生对大学的理解，则有他自己的独特领悟，这从厦大校徽、校训、校歌中可见一斑。
（一）校徽中的典故
徽以标志，校徽是一所大学精神理念符号的集中体现。厦门大学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从图案设计看，校徽有两个圈，中间圈内是盾牌和城墙，上方嵌入三颗五角星。为什么是三颗星？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三”既是万物运行规律之始，也是教育之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认为：“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以，三颗星既可解读为日月星三个星辰，也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但更应当说的是，教育是礼教之始，正如《学记》所倡导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盾牌和城墙又代表什么？《诗经•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即盾、城即城池，“干城”比喻捍卫，指为公侯抵御外侮的武将。1947级的校友叶国庆提出：“为国干城”就是来自校徽的指示，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为何是至善之道？显然，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诉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诚如《礼记》中《学记》所言：“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由此可见，这些标志首先寓示着大学之道，必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之责，这就是大学的育才育人之道，如是而已。见校友叶国庆来信：
厦大1947级毕业50周年团聚筹备小组：
来信说您要编印《厦大1947年级同学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册》，要我重新题词，谢谢您对我的关怀。您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我要用“为国干城”四字赠予您。这乃根据校徽的指示。校徽（盾图）是干（即盾牌），（城图）是城墙，“干”与“城”是御侮卫国的武器。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诗经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见《诗经•周南篇》）
叶国庆
1996.10.30
校徽外圈上有繁体字“厦门大学”，校徽中运用了拉丁文“厦门大学”，即“UNIVERSITAS AMOIENSIS”。放眼世界大学的校徽，其称谓不外乎两种表述方式：或是本国语言，或是拉丁文。至于如何用本国语言表达大学的校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拉丁文表达大学的名称，这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建时的传统，既可以说是大学的时代烙印，也可以说是大学的“胎记”，甚至也可以说是大学的“常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英文语境下的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universitas。当时，拉丁文是西方许多大学的“主流语言”，故采用拉丁文做校名十分普遍。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些大学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作校名，但部分大学校徽用拉丁文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个别的西方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如今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依然在用拉丁文。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都会请一位学生朗读一段可能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尽管校长不懂、学生不懂、家长不懂，但诵读拉丁文的传统延续至今，一些大学的学位证书也依然用的是拉丁文。其实，大学的校名用何种语言已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毕业典礼或证书用拉丁语也不能证明大学的地位和声誉。但在我看来，大学酷似现代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古董”，她的某些做法需要“特殊保护”！
（二）校训中的典故
“训”，从“言”从“川”，意指用言辞劝教，亦有教育之义，代表一种典范、规范教育。就此而言，校训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凡大学创校之始，都异常重视校训之制定。如所熟知，厦门大学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