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新叶古村
游览中，我发现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中，每一条路的中间都是由一块块大石板连接铺就，两边则是碎石相衬，形成了“大石板居中”的石板路。我问导游，为什么路的中间要铺成石板？导游告诉我：村里的主干道用石板铺成，最终都通向文昌阁（书院），意味着去学堂读书要“足不涉泥、雨不湿靴”。江南的文昌阁几乎都秉承这样的理念，通向文昌阁的路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
听导游这么一介绍，我豁然开朗，不由心起对新叶古人的钦佩，即不带着一纤尘埃走进学堂和书院，这是对教育和知识的何等尊重！一条条通向文昌阁的石板路，其实是“圣洁之路”，是对教育神圣的敬畏。看到这一场景，也使我联想到了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校园曾经看到的一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20年前，当我第一次参观牛津和剑桥大学时，注意到每个建筑物的门口，都有一个类似于滑冰鞋的冰刀，倒扣在门口，不知其功用，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用英文或中文称谓它（暂且就称之为刮鞋板吧）。我问了几个游客，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们都说不清。后来一个剑桥人告诉我，那是用来刮鞋底上的泥土。
何等的相似！从牛津剑桥的刮鞋板，到新叶古村文昌阁的石板路，都可以看到在东西方文化的血脉中，饱含着对学术殿堂的崇敬。她彰显的既是大学的神圣，亦是读书人的斯文：即不带着一纤尘埃走进文明的学术殿堂！
很显然，上述两种做法都是受几百年前自然条件的限制，古人们用此种方式表达对知识和学校的敬重，以及对读书人的要求。如今的大学校园，早已摆脱了“涉泥与湿靴”的自然困境，故也就渐渐淡忘了“足不涉泥、雨不湿靴”的本真文化意蕴。但我认为，“不带泥、不湿靴”依旧具有厚重的育人功能，不仅走进大学要“不带泥、不湿靴”，走出大学也要“不带泥、不湿靴”，尤其是在人的一生中要永远“不带泥、不湿靴”！石板路还会让我联想到“踏踏实实（踏石）读书、踏踏实实做人”的寓意。“足不涉泥、雨不湿靴”，这应该是前辈对教育、对大学、对学子的深切期待！厦大前校长朱崇实曾经在校长早餐会与学生们就校园铺设石板路问题有过一次对话，朱校长认为陈嘉庚先生当年在校园铺设石板路带有期望厦大学子都能够尊重教育敬畏知识的意思。我没有问过朱校长说这番话是否有出处，但是我想他的说法肯定带有某种烙印，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五、厦大钟声的典故
从1921年厦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钟声来规范作息的习惯就一直沿袭下来。最早的校钟是校主陈嘉庚先生在1919年冬天，在老家集美打造而成。如今正在使用的钟，是厦大80周年校庆时所铸，是一口厚重的黑色铁钟，高挂在建南大会堂的天台，钟的表面雕有“厦门大学”字样以及铸成的日期“2001年4月6日”，从挂钟的天台望去，厦大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尽收眼底。一根尼龙绳一头拴在钟里的铁球上，一头就握在敲钟人手里。当中悬挂着一个敲钟的大铁球，因为长期的撞击，球四周十分光滑，经年的沧桑从锈迹里渗透出来，泛着金属沉沉的光泽。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认为过时，要求换成电铃，许多老校友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厦大的标志，能唤起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保留历史的古朴与神圣。
在中国古代，钟与教育、大学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钟，国之重器，大型祭祀都与钟（编钟）有关。《论语·八佾第三》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据文献记载，“铎”大约起源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以金为舌者则称金铎；木铎为文，用以宣政布政，古代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示政令。金铎为武，用以指挥军队。孔子以木铎自况，说自己是上天派来教化民众的。因为孔子长年从事教育，此后“木铎”就成了教师的别名，木铎的木舌被比作教师的“教化之舌”；再后来，又把木铎比喻为宣扬某种学说、思想观念或政教的人。
“木铎金声”是中国古代形容钟的一个形象比喻。《孟子·万章篇》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最初是指古代行军打仗收兵的时候要“鸣金”，后来在一些特殊场合，尤其是宗教场所，召开重大的会议时，要敲钟或其他的金属乐器，这其实也是“鸣金”的一种形式。“金声”在古代音乐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古代音乐所谓的“八音”中，唯有“金声”最洪亮，最能引起人的注意，正像朱子所说的“为众音之纲纪”。所以在古代类属于打击乐器的金属乐器，如钟、铎、磬等，其用途决不仅限于音乐方面，它比其他类型的乐器用途要广泛得多。“金声”最能起到警醒的作用，如古代公堂上审案时案桌上的“惊堂木”，“惊堂木”一敲，可以达到“警众”的目的，使众“明听”，集中注意力，听从施令者的号令。木铎虽舌为木，但是体仍是金，所以发出的仍是“金声”。故从这个角度讲，“木铎金声”不单单是文化教育的象征，还含有警醒世人的意思。
钟及钟声并非大学特有，在教堂和寺庙同样存在。“教堂的钟声与骑士的马蹄声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主旋律。”这是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经典论断，在我国有“晨钟暮鼓”一说，这是对寺庙文化的精辟描述。钟是东西方宗教礼仪中的重要法器，在许多名刹古寺教堂，高大的钟楼，增添了寺院和教堂的威严；而圆润洪亮、深沉清远的钟声，也被注入了“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的教化含义。从历史来看，教堂和寺庙钟声存在的时间远比大学要久，钟声已变成教堂与寺庙的一种语言、一种象征，离开了钟声，宗教机构似乎就失去了完美。以至于钟声一响起，人们就会想起教堂或寺庙。教育场所为何引入钟声，似乎难以考证，推断起来似乎又十分简单，就是因为教育机构与宗教场所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才使得钟声进入大学，因为大学在产生之日，就具备了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教化功能。
实际上，教育和为学就是一种“修道”，它需要学习者具有修道之人那种平和的心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大学虽然不断向宗教权威发动挑战，却始终与宗教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仪式上的，也有行为上的，还有精神理念上的。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意在说明，一些杂乱多彩的生活内容和巧伪多欲的生活方式会扰乱心性，心乱则无以致远，因此修道之人需要抛弃纵情声色之娱的做法，寻求简朴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处世哲学与宗教心态完全一致，因此，教育场所采用具备宗教象征意义的钟声作为学生作息的标准，同时希望钟声能荡涤心灵，让心灵平静，让情感有所归。一天的作息始于钟声，止于钟声。
其实，在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中，大学与钟的故事也非常多。例如清华大学的“闻亭钟声”、北京大学的“燕园钟亭”、南开大学的“鸣钟纪念”、云南大学的“钟楼接晖”等。
厦门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有“继承斯文”的传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钟声不仅仅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一如既往地响起，它还在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响起，甚至还传到了海外，从太平洋沿岸响彻到了印度洋沿岸。厦门大学的钟声从时间概念到空间概念，传播大学的声音，最完好地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
六、典故文化的缔造者
——陈嘉庚
综上可见，厦门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乃至每一栋建筑，都包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所大学中集中体现和蕴含如此众多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这在中国所有高校之中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厦门大学能够集合如此众多而又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呢？究其根源，应该得益于校主陈嘉庚先生深厚而高洁的人文修养。
陈嘉庚先生深受闽南文化和华侨文化的影响。他九岁进入集美社南轩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下南洋经商，因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在下南洋的人群中基本完整地得以保存，使其深受华侨文化圈的熏陶。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习使他对传统文化的部分认同有了理性的深化。将传统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视作二位一体。他对传统文化保持审视的态度，无论从情感或理智上都未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这对他之后引进新式教育、倾资办学具有深刻的启示。
1894年冬，陈嘉庚回乡结婚，罄其仅有的两千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馆门前，挂着陈嘉庚拟就的两副对联，一曰：“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另一曰：“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惕厉”语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比喻君子不仅要整日自强不息、发奋有为，而且一天到晚都要心存警惕、小心谨慎。“谦冲”语出《易经•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比喻道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修养自身，自我约束；而不因为位卑，就在品德方面放松修养。
从“惕厉”、“谦冲”始，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学校，造就了大量的革命和建设人才，对振兴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贡献。这是他捐资兴学的肇始。对此等事，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
1913年3月4日，集美敲响了第一声新学的钟声，宣布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的开端，也宣布了集美学校的建立，标志着陈嘉庚长达半个世纪艰苦的兴学历程的开始。1922年，陈嘉庚为这所具有开创意义的集美小学立了一块石碑，并亲自撰写碑文，记述创办集美小学的动机和经过。碑文的开头写道：“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争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可见，他兴办教育，既为家乡，也为祖国。他已把兴学看作富强国家、改造社会一个无可替代的手段。陈嘉庚开办教育的眼光既宽且远，他胸中有一幅宏伟的兴学蓝图：首先是要让女孩也能上学，还要办中学、办师范、办农林医工商专门学校，还要办大学。正是由于陈嘉庚的教育理想和文化底蕴，滋养了厦门大学的浩然正气，陶冶了厦大师生的自强不息。
陈嘉庚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为己任，以恪尽“志怀祖国，希图报效”的国民自觉、以“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的极大勇气和实业累积的全部身家、以“诚毅”果敢的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奋进精神，以“止于至善”的非凡气魄和崇高境界，自始自终践行着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他为厦门大学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体现在校歌、校训、校徽、校内建筑、章程中，存在于其办学理念与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也是他自己“大爱精神”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追求体现。
（一）大爱精神
陈嘉庚先生生于厦门，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年代。尤其是在南洋经商活动中，他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凌和压迫，由此而锻造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炙热的爱国心。此外，闽南人重视传统、家国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晋朝时有中原一带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居，便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在唐朝中期及以后和北宋末年，中原人大规模南迁，又把中原文明带到闽南，闽南人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继承并遵循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经过一代代闽南人的实践与融化，赋予了其鲜明的地方特色、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由于有这样的迁徙历史，闽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一直坚持，中华民族一定要加“大”字。所以他在文告署名上多次冠以“大”字，如在其文稿和说话中多次出现“大中华民族”、“大中华国民”等。
1919年，陈嘉庚向海外同仁高呼：“勿忘中华！”1921年，陈嘉庚选在5月9日国耻日为厦门大学奠基，告诫莘莘学子“勿忘国耻！”“嘉庚建筑”的顶，加上中国传统的燕尾或马鞍屋脊或重檐歇山顶，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形式“压制”欧陆建筑或殖民地建筑。1938年，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给当时的主和派以沉重一击，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陈嘉庚先生大义凛然、嫉恶如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用提案表达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陈嘉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对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奉献，是内忧外患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闽南人用实际行动对感恩从善的深度理解。闽南人自古以来就乐善好施，有捐资办学、造福乡梓的传统，陈嘉庚身上亦有这样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兴办教育也是包括南洋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人感恩、回报家国的特有方式，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偶然中的必然。1919年，陈嘉庚公布自己创办厦门大学的计划，并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300万元、共400万元，是陈嘉庚当时积存的总资产额的一倍多。但是，他在校舍建设中自始至终倡导“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这种“经济实用建造”的特点，正是其办学理念的最好体现。
1950年，陈嘉庚在准备修复和扩建厦门大学校舍来学校察勘时，指出内廊式建筑不宜用作学生宿舍，认为：“学生宿舍，须建单行式门前有骑楼数尺宽”。他曾就学生宿舍的建设写信给王亚南校长，着重谈到“回国参观大学多所，大都对学生住宿处所不甚讲究，我校宜注意及之”。他认为“宿舍增加走廊，多花钱为了同学住得更好，更卫生。学生可以在那里看报、吃茶、使房间更宽敞。”但是，他不允许在走廊上晾晒衣服，因为校舍通风要好、光线要足。
（二）自强不息
陈嘉庚在实业、教育方面有重大建树。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为了实现兴学宏愿，他历尽辛苦挣钱、集资。陈嘉庚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办学。没钱时想办，钱少时小办，钱多时大办。1913年，就陈嘉庚当时的财力而言，可谓心雄力薄。于是，同年9月，他便告别师生，第五次踏上出洋之路。虽然当时生意艰难，其他人在生意场中一片惨败，但唯独陈嘉庚能转危为机，一枝独秀。尽管如此，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回集美与其胞弟陈敬贤一起共同商定兴学计划。
陈嘉庚说：“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小弟觉得欧美诸国之所以国强是因为教育强；教育之所以强是因为不仅政府办学，更重要的是民众办学。美国有大学三百所，商家办的就有二百八九十所。小弟以为，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振兴教育；要振兴教育，光靠政府不行，要全民都来办学，特别是富人要多尽义务。南洋华侨中有不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热心教育，愿意为教育作贡献，勿忘中华。”
此外，陈嘉庚的历史观中有闽南人宿命论因素，并伴其一生。他有“乐观的历史观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始终将个人看作是社会中的个人，认为个人服务社会是“应尽之天职”，并且认为“兴国即所以兴家”，有国才有家。他以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精神，承担国家责任和历史使命，竭尽心力构建与实现自己的兴学蓝图。
（三）止于至善
陈嘉庚没有接受过学校正规、高深的国学训练，但他一生又常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他从没有系统阐述过传统文化的优劣与传承，但他的文章、演说、书信又常常以传统思想立论，甚至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渗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他在从事近现代意义的实业、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中审视和取舍着传统文化，但同时也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改造着绸蟾鼎沸的现实世界。
从陈嘉庚先生所处的时代看，中国当时的状况是贫困愚昧，教育颓废，福建亦是如此，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初下南洋，陈嘉庚看到闽南籍华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在国外谋生，深受没文化之苦。集美虽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可当时文化废坠、野俗日甚，贫富悬殊，强弱相凌。他寄望于教育“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使文化存续、民族振兴，因而他对于国学研究和道德教育同样高度重视。陈嘉庚一生大规模的办学举动，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国外亦属罕见。他对中华文化的追求和传承饱含着一种纯真朴素的愿望，这种愿望反映了他对建筑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厦门大学的群贤、兼爱、敬贤、博学、囊萤、映雪，集美学校的“温、良、恭、俭、让”，都是他的思想在建筑上的物化，体现了他在处理人、事时，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目标相统一，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当时的学术思潮涌动，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厦门大学创办之初，就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文化，并将之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先进文化，这是何等卓尔不群的见识。完美的陈嘉庚，完美的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