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傅雷一家人搬到了云南昆明，国际上甘地遭刺*，傅雷为了这事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朱梅馥流着眼泪，敲起书房的门说：“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在昆明，十四岁的傅聪也迎来了叛逆期，和傅雷闹起反抗，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傅雷索性不管他，交代好昆明的老朋友之后，把傅聪一个人丢在了昆明，自己和朱梅馥、傅敏回上海了。
在昆明上中学时，傅聪不服从教官管教，整天逃课谈恋爱、打桥牌，很快被开除。傅聪只能换一个学校上学，但每换一个学校，过不了多久校方都会因为傅聪不务正业把他开除。
直到傅聪跟着同学一起考云南大学，误打误撞考上后，他才逐渐开始醒悟。
在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在唱诗班给同学们伴奏了一场音乐会，傅聪收到一封解放军听众写的信，里面包着一枚长征纪念章。信里写着：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傅聪>
傅聪非常感动，十七岁的他觉得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度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筹齐路费，一个人从昆明步行一个月回到上海。
傅雷看到走回家的傅聪，觉得儿子长大了，他认为傅聪很有骨气，也能把音乐学好。
那时起，傅雷和傅聪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硬。
为了把之前落下的钢琴给补回来，傅聪每天苦练八小时钢琴。1952年，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18岁的他第一次登台就吸引了上海音乐节的注意，被选送参加1953年夏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
1954年1月17日，傅雷、朱梅馥、傅敏一起到上海北站送傅聪上北京，火车远去，家人还站在月台上望着傅聪远去的火车。
后来，傅雷开始给傅聪写信。他给傅聪写的第一封家书，是一封道歉信：“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脑袋。”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
那一年，傅雷四十岁。
<傅雷与傅聪>
此后傅雷给傅聪的信中，写得更多的是傅聪自己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例如：
傅聪到了别人家进了屋子，脱了大衣，会忘记摘掉脖子上的丝巾，傅雷让他必须把丝巾和大衣一起脱到衣帽间；
傅聪常常把手插到上衣口袋处，或是裤袋里，傅雷认为不符合西洋礼节，让他不要把手插进上衣袋里；
傅聪弹琴时会摇晃身子，傅雷觉得这种动作会影响听众们的注意力，让他戒掉摇头晃脑的习惯。
类似的“小毛病”，傅雷写了非常多。《傅雷家书》中，傅雷给傅聪写了一百七十七封信，大概三十五万字。而傅聪写给傅雷的回信却只有六封，且都很类似：
他一般会先说自己很久没有写信了，然后再为自己很久没有回信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就像这样：“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的。”
这让傅雷心生不满，他给儿子写信：“我们历来向你讨家信，就像讨债一般。你该多了解你爸爸的脾气，别为了写信的事叫他多受屈辱，好不好？”
“做爸爸的不要求你什么，只要求你多写信，为了你对爸爸的爱，难道办不到吗？”
傅聪对父亲感到抱歉，但却又无力分身：“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父亲这样的反应。我要是再多写一点，那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