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兄子，属于李唐的宗室成员，唐朝初年的著名将领。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颇受重用，屡次参与对外征战，他本人与李世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然而，近些年来，翻案风盛行，网上有些人标新立异，对史*载的非常清楚的事情加以强行歪曲，非说李世民非常猜忌李道宗，以至于李道宗要通过贪污以自污，自污以自保。
唐太宗李世民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一、李道宗贪污
李道宗贪污是确有其事的，据《旧唐书》李道宗传记载：
（贞观）十二年，迁礼部尚书，改封江夏王。寻坐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
据此看，贞观十二年（638）李道宗出任礼部尚书，在任上因贪污下狱，于是太宗将其免官，并削除了李道宗的封邑。
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基本就是这样。我不清楚有些人根据这一记载脑补出李道宗贪污是在自污，目的是自保的依据是什么。
但是，说李世民猜忌李道宗，我绝不同意，因为，根据史书多处记载可知，李道宗与李世民的关系极为密切。下面我就详细分析一下：
二、李道宗与李世民关系分析
我认为李道宗与李世民关系极为密切，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
（一）李道宗是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拟定的十四位世袭刺史之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曾考虑推行封建制，将一部分功臣封为州刺史，并可以世袭。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拟定了十四名功臣作为世袭刺史，并已经颁布了诏书。不过，后来由于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人的反对，世袭刺史一事在贞观十三年（639）被叫停。
世袭刺史，一旦确定，非有重大过失，不得黜免，因此权力极大。李世民对于世袭刺史的人选，也非常慎重，最终入选的都是与李世民关系密切的、可以倚为藩篱的人，我们来看看具体人选：
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追赠）、李靖、高士廉、侯君集、李道宗、李孝恭、尉迟敬德、李世勣、段志玄、程知节、刘弘基、张亮。
李道宗赫然在列，试想，如果李世民猜忌李道宗，他根本不会考虑将李道宗加入名单，因为这不是武德九年（626）定功臣实封，也不是贞观十七年（643）图形凌烟阁，那些都是虚的，说到底只是名声、爵位和封地，而贞观十一年（637）定世袭刺史，这可是实打实的权力，而且是永久的权力，不要说李世民猜忌的人，即便与李世民关系尚可、但没到极为密切的份儿上，李世民也不会将其列入名单，比如，名单里有魏征吗？有王珪吗？
而李道宗被李世民列入了名单，这足以证明，李世民与李道宗关系极为密切，不存在猜忌的问题。
（二）李道宗曾对李世民说侯君集要作乱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李道宗对李世民说，侯君集必定是个要作乱的人，“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即祸首）”（《旧唐书》李道宗传）。当时李世民还没有在意，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侯君集
请注意，这是在贞观十四年（640）以后的事情，这时候，李道宗又被重新启用了，先后担任茂州都督（未实际到任）、晋州刺史，后又重新出任礼部尚书。
李道宗说侯君集要作乱，这是犯大忌讳的话，因为侯君集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李道宗说这话以后，太宗还极力的回护侯君集，让李道宗不要随便猜测，“不可亿度，浪生猜贰”。试想，如果李道宗真的如某些人所说，已经到了要用贪污来自保的份儿上了，那他在宴会上多吃饭，少说话，老老实实的就得了，何必说这么犯忌讳的话。
李道宗敢这么和李世民说话，这充分说明，二人之间关系密切，无话不谈。
（三）征讨高句丽时，李世民有意保护了李道宗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率军征讨高句丽、进攻安市城的时候，命令李道宗在安市城的东南角修筑土山，李道宗则命令果毅傅伏爱率军驻屯土山山顶防备高句丽。结果有一天，土山倒了，压到城墙上，城墙被压坏了一部分，出现了缺口，此时，如果唐军在土山及其附近部署有相当兵力的话，就可以趁机攻入安市城。但是，当时傅伏爱私自离开所部，李道宗也没有相应的部署，结果高句丽军数百人从城墙缺口*出，夺取了土山，还在周围挖堑壕据守。难得的战机就这样白白错过了。
后来唐军未能攻克安市城，只得在当年九月撤军。
对于土山失守，李道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唐律疏议》第16卷擅兴律专门有一条叫做“主将守城弃去”，具体规定为：
诸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者，斩。
唐律疏议
土山失守，主将是谁？是傅伏爱吗？当然不是。李世民并未直接命令傅伏爱负责土山守备，李世民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道宗，“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资治通鉴》）。因此，土山失守，李道宗作为主将，本应处以斩刑。李道宗自己对此都已经有了觉悟，他光着脚向李世民请罪，“道宗跣行诣旗下请罪”（《旧唐书》李道宗传）。
当然，必须指出，虽然依律李道宗应被处以死刑，但是，“主将守城弃去”不是十恶大罪，李道宗作为宗室成员，又有战功，官爵也很高，可以适用“八议”减刑，因此，只要李世民点头同意，李道宗倒也不会死，但减死流放估计是免不了了。
结果呢？李世民直接来了一句：
汉武*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
意思是，当年汉武帝*了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而且，土山失守，也不是李道宗的罪过。然后直接“舍而不问”，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回护。汉武帝意欲诛*王恢（最后王恢是自*的），那是廷尉根据汉朝律法定的罪，是依律治罪，而秦穆公那会儿还是春秋早期，律法根本就不健全，二者本就没有可比性。更加关键的是，李道宗自己都认罪了，跑过来请罪，李世民反倒说“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而且《旧唐书》用词非常传神，“归罪于果毅傅伏爱，斩之”，一个“归罪”，把李世民的处理方式全都表达了出来。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可能觉得“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这种说法太过于护犊子，因此把说辞改成了：
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实际上这么一改，反而不对了，因为，如果是要用战功来减轻处罚，那属于“八议”中的“议功”，那就得走司法程序，而一旦走了司法程序，李道宗虽然可以免除死罪，但是，活罪是无论如何免不了的。史书上比比皆是的“减死除名”、“减死徙边”等等就是明证。
但李世民很彻底，直接把司法程序免了，这事儿根本就不再过问了。
什么叫关系铁？这就是例子。
李道宗当年贪赃，李世民依律处罚，那是因为《唐律》中坐赃致罪，处罚本来就比较轻，最多徒三年，李道宗又可以适用减、赎、官当等减刑特权，因此，最后的处罚会很轻，李世民之所以依律处罚，也是为了提醒一下李道宗，注意分寸，最终李道宗只是免官、削封户，顶着王爵回家歇着，“以王就第”，实际上什么刑罚都没有。
但是，如果李道宗土山失守也依律处罚，那就惨了，依律要判死刑，就算适用了“八议”，也只是减死，但流放肯定是免不了的，于是乎，李世民索性就不处罚了。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李道宗与李世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