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有一项最伟大的成就，提倡白话文，弃用文言文。
在此之前，无论是读书人还是老百姓，日常说话交流用的是白话文，可一旦书写上就必须遵照另一套文言式的“之乎者也”系统，两者像两层皮互相隔阂，进水不犯河水。而白话文运动是历史上首次提出我们要“言”与“书”合一，怎么说就怎么写，不再分裂。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要在当时提出白话文运动呢？
首先， 既然要弃用文言文，就要说清楚文言文的弊端所在，以及非要弃用不可的理由。否则任你说破了天，读书人也不可能将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舍弃掉。
要知道，文言文的辉煌数不胜数，它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从先秦的诸子经典、楚辞，到汉赋、两晋骈文，再到鼎盛的唐诗、宋词，最后是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无不是用文言创造的。
而今却要将其废弃，改用直白得像口水话的白话文，你倒是给我一个绝对的理由。
这时候陈独秀先生出手了。
他从袁世凯篡权到二次革命失败，从袁世凯复辟到后来的张勋复辟，一次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样的国民，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国家。
民国虽然号称是从西方学习来了共和制，是所谓先进的制度，但却像院门外一块可有可无的牌子，因为内里仍然是老一套的军阀独裁。只有破除掉老百姓脑子里的奴隶思想，破除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的专制伦理道德，让老百姓真正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制度，独立的国家。
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提出不谈政治，只专注革新思想。因为只要百姓思想中的旧道德旧伦理一日不破除，即便打倒了一个袁世凯，还会有新的军阀出现，一茬又一茬，打不完。
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陈独秀《袁世凯复活》）
所以从1916年初，陈独秀就将他的目标锁定在了儒家的“三纲”之上。他先后发表了《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将封建三纲思想提升到一个危险的极点，说三纲与共和，水火不容，必须死一个活一个。
如此坚定决绝地批判封建礼教，在此之前绝无第二个，这也是为何陈独秀能成为当时思想领袖的原因。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
可能有朋友疑惑了，这反对封建礼教跟弃用文言文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在封建王朝时代，文言文书写是传统士大夫的专利，而白话文则是引车卖浆之流的百姓所用的语言，在他们看来登不得大雅之堂。所以文言文的使用，在无形中是与旧道德旧伦理互相依存的。既然要反三纲反旧道德，没道理还要用文言文，而且你用文言文去反对旧道德，无异于用自己反自己，永远不可能成功不会彻底。
所以，陈独秀认为，既然要反对，就必须要彻底，不让其苟延残喘死灰复燃。
这便是陈独秀提倡白话文的原因。
《觉醒年代》中胡适与江冬秀
说来也巧，也就在1916年，经过老友汪孟邹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胡适。两人通过书信往来，交换彼此对文学改革的观点，竟然出奇的一致，一时间两人相见恨晚。
自此，第三位新派人物胡适，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对胡适最初的认识，就是发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并且还提出了八点必须改掉的旧习。
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能写出这篇文章并非偶然，早在1915年他就指出了古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活文字是我们日用说话的文字。因为古文只存在于书写中，日常根本不用，所以其实已经算是半死了。此外，文学不应该因文言的桎梏成为少数文人的私产，而应该将其普及到最大多数的老百姓。
如此，废弃文言文就势在必行，这便是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原因。
以上我们便能看出，要想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就必须先破除儒家的旧道德旧伦理，让百姓拥有独立的人格；而文言文不仅与旧道德相互依存，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利于传播。
所以要用活的文字，用老百姓的语言，写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如此才能将独立人格的新思想普及到最广大的百姓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国人。
今独秀先生塑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这里也能看出陈独秀与胡适在性格与主张上的不同，这也造成二人从相识、相知，到后来的分道扬镳。
胡适的性格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温和。在日常交往中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在滔滔洪流的大时代下，在参与文学革命的大潮中，温和就意味着保守，不够有力，且不能成为领袖。
所以，他的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是“改良”而非“革命”，是“刍议”而非“结论”。
就在胡适这篇文章发表的下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就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
他以一种决然的姿态，旗帜鲜明的提出，文学必须革命！
他甚至发出了强烈的战斗号召：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话用白话说就是，有不怕老顽固老腐朽打压的，跟我走，我带你们去跟他们干一架。
然后，年轻崽钱玄同立马响应，他贬斥那些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称它们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词几乎成了当时守旧派的代名词。
然后刘半农也跟着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学革命中。
也许有人会觉得陈独秀太霸道了，你说要革文言的命就革啊，也不讨论讨论，文学也属于学术，怎么一点不讲学术自由的原则？
关于这点，以及推广白话文所遇到的阻碍，我们下一篇继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正是陈独秀坚定不移的一力推动，一干到底，白话文才能在数年之后的20年代就成为时代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