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史》的纂修问题，近来接连发表了几篇论文，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拜读之后，颇受启发，同时也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元史》的编纂班子
为了纂修《元史》，朱元璋指定宋濂、王祎为总裁，两次开史局。据李善长《进<元史〉表》（实系宋濂作）中记，第一次入史局的有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绮、傅著、谢徽、高启，共16人。《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所载同。参加第二次史局的成员，据宋濂《<元史>目录后记》中载，有赵孀、朱右、贝琼、朱世谦、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15人。其中赵孀“能终始其事”，前后两次入史局。因而，除总裁之外，参与修纂的共30人。但是，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四记载，第二次召入史局的为14人，无王廉。《明史》卷二八五《文苑·赵孀传》同。宋濂为《元史》总裁，开列的名单不应有误。《实录》是官修文献，一般来说，有关人事的记载也是有所本的。出现差异的原因何在呢？这大概与王廉在洪武三年的经历有关。
王廉，字熙阳，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以能文辞称”。洪武三年四月，奉命出使安南，四年二月还。回国后作《南征录》，宋濂为之作序。《元史》的第二次纂修在三年的二月至七月之间。可以认为，王廉原来参加修史，但因奉命出使，中途退出，未能终事。因此，宋濂记录他的名字及《实录》的不载，都是有道理的。
这30位纂修人员的情况，《明史》中有记载的24人，即赵孀、汪克宽、陶洗、曾鲁、启、赵访、贝琼、高逊志、宋僖、陈基、张文海、徐尊生、傅恕、傅著、谢锐、朱右、朱廉（朱世濂）、王彝、张孟兼、李议、张宣、张简、胡翰、杜寅。其中不少人有诗文茂甜，有的还有碑传文字可资生平考证。王廉不见于《明史》，但其事迹已见上面所述。段弼，华亭（今江苏松江）人，元末曾为枢密分院参谋官。其余4人（黄篪、王绮、李慈、俞寅）享迹不可考。
按照什么标准组成这个班子，这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宋濂说：“乃洪武元年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谢修，而诏宋球、玉柿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别之公也。”纂修者之一赵访说：“圣天子既平海少，尽辇胜国图史典籍归于京师。乃诏修《元史》，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可见，朱元璋在选择纂修人员时，是有明确标谁的：一是“不仕于元”；二是不“在官”，也就是不在明朝政府中任职。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就是“山林途逸之土”“岩穴之士”。朱元璋定下这样的标谁，主要用意是表示自已对元朝历史采取客观、公平的态度，收买人心；同时，这也排斥了元朝“遗臣”参加这一工作的可能性。从已知的二十余人状况来看，其中绝大多数确实都是在元代和明初都不曾出仕的文人儒生，也有几位曾在元代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如赵壎当过江西上饶的县学教谕，宋僖任江西繁昌的县学教谕，而胡翰在明初曾为衢州教授，朱廉为书院山长。学官的职责是教育学生，其地位和待遇均与行政系统的官吏有很大的差别，且他们的薪俸所得，一般来自学校田产的收入，与行政官吏由政府文付不同。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将学官与行政系统的官员区别开来。元初有不少“遗民”不愿出仕新朝，但却出任儒学的教官，因为在他们看来，出任行政系统的官员是为新朝服务，出任学官则是延续历代相传的文化，二者性质是不同的。因此，悠《元史》时，选拔若干原来曾为学官的人参加，是很自然的。例外的是陈基与殷弼。陈基在元末曾任经筵检讨，后又入割据浙西的张士诚幕府，官学士，曾为张士诚起草过大量文橄。殷弼是华亭人，华亭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他显然是在张士诚治下充当枢密分院参谋官职务的。朱元璋为什么破例选择这两人入史局，原因不可得知。但总的来说，《元史》编纂班子主要是由“山林隐逸之士”组成，还是讲得过去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章修史的目的，在于网罗前代遗臣，给予高官厚禄，使其为新王朝服务，老死于文字之间，削弱并消弭他们的反抗思想，这样不仅偃武修文，还可粉饰太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元史》编纂班子主要由“山林隐逸之士”组成，勉强够得上“遗臣”的只有个别人。而且修史前后不过二年，也嵌不上“老死于文字之间”；修史结束后有的遭归，有的任以官职，其中以翰林国史院系统最多（赵壎、谢徽、陶凯、徐尊生、朱右、朱斑等），不过七八品面已，决够不上“高官厚禄”。纂修人员中后来唯一升到较高品阶的是陶凯，但其在修史后亦不过授翰林应奉（正七品）而已，后来的升迁与修《元史》无关。
从已知26人的籍贯来看，其中浙东9人（胡翰、陶凯、陈基、张文海、王廉、傅恕、朱右、朱世谅、张孟兼），浙西11人（宋倍、徐尊生、傅著、谢徽、高启、贝琼、王彝、张宣、张简、杜寅、殷弼），江东3人（汪克宽、赵访、李汶），江西2人（赵壎、曾鲁〉。以上都是长江以南人。两位总浚都是浙东人。唯一例外是高逊志，他是萧县（今实徽萧县）人。常县在淮河以北，元代属河南行省，因此高逊志在当时应属“北人”。但他长期在嘉兴、“吴门”（平江，即苏州）寓居，在那里读书，实际上也可归入浙西之列。这就是说，《元史》的编纂班子实际上是由江南、特别是两浙（浙东西）的文人儒生组成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兴起于淮西，但他的发展主要在渡江以后，江东西和新东，很早就成为朱元璋的势力范围，随后浙西也落入他的掌握。对于朱元漳来说，他最熟悉的江东西和浙东西地区，包括这些地区的文人儒生。事实上，30人中的汪克宽、胡翰，早在朱元璋进军过程中，已经和他见过面。朱元璋选择《元史》修繁人员时，优先从这些地区考虑人选是很自然的。何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地区（特别是渐西）的文化最为发达，有一大批知名的文人、儒生，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朱元璋挑选的两位总裁都是浙东人，他们在元末已经知名，和浙东西、江东西的文人儒生有广泛的交游。参与察修的人员中，可以考定的与他们早有联系的为数甚多。例如江东休宁的经学家赵访早就和宋、王二人相识，他在应征后说：“访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纵出亦无补于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见于契阔之余，事固有非偶然者……盖余与宋公不相见者数载，而事充（即王祎——引者）则十有余年矣。”朱右应征出于宋濂的推荐。张孟兼是宋濂的同乡后学，深得宋濂赞赏。王祎曾“客吴”，自称“平生交友留吴中居多”，第二次史局的成员张简便是他的友人。他曾崔荐徐一夔入史局，因徐坚辞，不曾入选。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宋、王二人在确定史局修纂人远方面，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总裁的选定。宋濂在宋元之际以博学、善文辞著称。明朝开国功臣、大政治家刘基曾对朱元璋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第二，张孟兼第三。刘基素来自负，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宋濂的推重。朱元璋渡江后不久，宋濂即与刘基、章溢、叶琛一起应骋入幕府，朱元璋尊称之为“浙东四先生”。与其余三人不同的是，宋濂的活动限于文字方面，朱元璋的许多文告，都出于他的手笔，后来被推崇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为人谨慎小心，对朱元璋的意图能够忠实贯彻，因而深得信任。众所周知，朱元璋急急忙忙修《元史》，是有明确政治意图的，那便是宣传元朝气数已尽，明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他自己是应天顺命的正统君主。为了这一意图得到充分的实现，他需要不仅有学识和声望，而且必须能够忠实听命的人来主持编纂工作，宋濂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合适人选。王祎也是在朱元璋渡江后不久投奔于他的。但王祎曾长时间任职于地方，被召修《元史》时任漳州府通判，与朱元璋的关系比较疏远。王带与宋濂“居同郡，学同师”，曾为宋濂作传，为宋濂的文集作序，两人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宋濂对王柿的文才也有很高的评价。很可能，王祎之得以与宋濂并列为总裁，得力于宋濂的推荐。
对于以宋濂、王祎为首的《元史》编纂班子，清代大史学家钱大昕的评价极低。他说：“金华（指宋濂——引者）、乌伤（指王祎，乌伤即义鸟——引者）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清代另一位名学者朱彝尊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祎充总裁，宜其述作高于今古，乃并三史（指元代所修辽、金、元三史——引者）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的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以宋濂、王衫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访、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在钱大昕看来，这个班子根本不行，不具备编史的条件。朱彝尊则认为班子的人选是合适的，问题是时间太紧迫，再加上元代的“声名文物”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殊性。两人的看法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应该承认，编纂班子中的大多数（或者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享有一定声望的文人儒生，有的擅长辞章，有的则以经术著称。不少人著作等身，胡翰、陈基、张孟兼、朱右、宋僖、高启、贝琼、王彝、张宣、汪克宽、赵访等人，都有诗文集流传至今。其中如汪克宽、赵访的经学，张孟兼的辞章，高启的诗文，曾鲁的博学，在元明之际是有盛名的。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曾说：“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胡翰）、陶中立（陶凯）、赵伯友（赵壎）、赵子常（赵访）、徐大年（徐尊生）辈，皆有史才史学。”明代中期有人说：“当是时修《元史》者三十有二人，皆极天下之选。”都是有一定根据的。总之，按照朱元璋的标准，在江南地区挑选人才，被征入史局的30人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的。朱彝尊称他们为“宿儒才彦”，并非过誉之词。但是，具体到编纂《元史》来说，这个班子确实又是有很大弱点的。首先，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编纂人员中间大概是没有人“谙习”“蒙古语言文字”的。元代流行蒙古语，如不懂蒙语，许多典章制度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其次，这些生长江南的“山林遗逸之士”，除个别人外，在元代均未出仕；除少数人（王祎、陈基等）外都没有到过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在信息闭塞的封建社会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元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情况，也不可能有很多的了解。他们中有的人即使有“史才”“史学”，也不过是熟习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笔法而已，具体到修《元史》，并不是合适的人选。简单归纳一下，朱彝尊的看法有合理的地方，《元史》纂修班子确是由一些有声望的文人、学者组成的。但从整体来看，这个班子的知识结构对于纂修《元史》来说是不理想的。《元史》存在的种种缺陷（钱大昕、朱彝尊等人都曾加以指摘），是与这个班子有很大关系的，并不完全是时间紧迫所致。
关于两位总裁，有必要多说几句。宋濂主要是一位“词华之士”，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不能说在历史学方面没有修养。王祎为宋濂早期作品《浦阳文艺录》作序时说过：“景濂（宋濂字——引者）有志史学而心存至今。”足见他对史学是留心的。但是，他有志史学但并没有过象样的史学著作，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受命修《元史》以前他的作品中可以列入“史学”的不过是一些有关乡土人物的记述。对于主持纂修一个朝代的历史来说，这样的史学基础显然是不够的。何况由于他元末长期僻居乡间，对元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都不甚了解。可以说，《元史》编纂班子在知识结构方面的弱点，集中表现在宋濂身上。相比之下，王浦在修史条件方面比宋濂要好得多。王袆为谋求做官，曾于至正七年（1347年）到大都活动，但没有找到门路，在至正十年（1350年）失望而归。三祎对元代历史领为留心，他曾以苏天爵的《国朝名臣塞略》为基础，大范围，广搜资料，编成一部《国朝名宦列传》，“总百有二十人，辄用正史之体，宋《东都事略》而为之”。此书未见流传，但王祎的文集中有《拟元列传二首（许衡、郭守敬）》和《拟元儒常传二首（金履祥、许谦）》，应即《国朝名臣列传》中的部分内容。他的文集中还有《代国史院进〈后妃功臣列传〉表》。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三妃功臣列传》，几起几落，最后完成于至正八年（1348年）。王祎此文应系代人作或拟作，但可说明他关心此事，很有可能还看过此的稿本。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他对元代历史是有比较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三年大都生活，使他对元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从他写的《上京大宴诗序》、《端本堂颂》、《日月山祀天颂》、《兴龙笙断》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可以认为在整个修纂班子中，王祎是比饺具备条件的一位，把他看成为单纯的“方华之士”是不公正的。
从明初的状况来看，最适合修《元史》的是元朝的“遗臣”危素。危素在元朝末年长期任职，曾参与辽、金、宋三史的史斟征集与修撰以及《后妃功臣传》的编纂。他了解元代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状祝，对顺帝一朝史事，更为熟悉。明兵入大都时，危素想自*，但旁人劝他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他才打消了自*的念头。这也许是危素或他的友人为他没有“殉节”所造的辩解之词，但也可以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他是修纂《元史》的最合适人选。正因为以修史自命，所以在明军入大都后，危素便主动报告十三朝实录的收藏情况，使这些珍贵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宋与危素“相知特深”，元未农民战争爆发前，危素曾淮荐宋濂入史馆，虽未成功，但宋濂对他一直抱有好感。可以想见，宋濂是不会反对与觉素合作修纂《元史》的。但是，前述朱元璋的规定，完全排除了危素（他已被任命为新朝的翰林侍进学士）参与修史的可能性。显然，朱元章对于危素以及其他元朝“遗臣”是心怀疑忌的，他不会不知道危素的专长和声望。有关修纂人另“不仕于元”利不在官的规定，很可能就是针对危素而发的。《元史稿》若干卷，可惜已不可得见了。
二、《元史》编纂工作的组织和分工
《元史》的纂修机构，称为史局，设在始建于元代的一所著名寺院——南京天界寺。元文宗图帖睦尔称帝前曾在集庆（南京）居住，登极后将在南京的住宅改建为佛寺，赐名大龙翔集庆寺。明朝建立后，改名为天界寺。修史人员的住宿和工作都在这里。高启的《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夜坐天界西轩》《天界翫月》《寓天界寺》等诗篇，便是在天界寺修史时所作。
《元史》的纂修，名义上由丞相李普长监修，实际上是由礼部负责。宋濂说：“史事贵严，诏命礼部统之……当是时，尚书藁城崔公恒往来乎局中。”崔公即崔亮，字公明。最初应征修史的还有操琰（字公琬），因病告归，“礼部尚书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告”，同意操琰回家养病。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顺帝一朝史料，也是由“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宋）濂等发凡举例”并奏派人员的。从这些记载来看，崔亮对于《元史》的修纂，是起了不少作用的。《明史·崔亮传》只叙述他在建立札制方面的贡献，没有提到为《元史》纂修所作的努力，应该说是不全面的。上述“侍郎傅公”应即是高启《送礼缚侍郎赴浙西按察》一诗中的傅让，他是协助崔亮进行工作的。
明初郑楷为宋撰写的行状中说：“时摩之士皆山林布衣，举凡发例，一仰于先生。先生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纪传之大者，同列敛手承命而已。逾年书成，先生之功居多。”郑济为王柿所撰行状中则说：“公于史事雅擅其长，力任笔削之劳，一无所诿。”从这些记载看来，全书体例及指导思想以及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出于宋濂，王祎的作用则是对初稿进行修改和加工。从史局内部来说，这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朱元璋在《元史》纂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纂修〈元史〉凡例》（应出于宋濂手笔）中说：“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宋濂为李善长起草的《进〈元史>表》中说：“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此皆天语之丁宁，足见圣心之广大。”可见，朱元璋从体例到文字，都作过具体的指示。至于编纂《元史》的指导思想，他在接见第一批修史人员时，也作过明确的训示。赵访讲过一段话，可以有助于了解朱元璋在《元史》修纂中的作用。他说：“士之在山林，与在朝廷异，其于著述亦然。”“今吾人挟其山林之学，以登于朝廷之上，则其茫然若失、凛然不敢自放者，岂无所惧而然哉。尚赖天子明圣，有旨即旧志成书，凡笔削悉取睿断，不以其不能为诸生罪，蒙德至渥也……如访者，亦得以预闻纂修自诡，岂非其幸欤！”这番话比较含蓄，但很真实地道出了赵访及其他参与纂修人员的心情。《元史》的纂修，一方面涉及元朝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涉及明朝如何建立问题，在当时情况下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对这一点这些“山林遗逸之士”当然不会不清楚的。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茫然若失、凛然不敢自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朱元璋指示“即旧志成书”（根据《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文献编纂）以及“笔削悉取睿断”的做法，无疑使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元史》的重大问题都是“睿断”亦即朱元璋饮定的。这样一来，编纂者不用承担政治责任了，这对他们来说，确是“蒙德至睿也”。由此，我们对上引宋濂《行状》中的一段话也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朱元璋有关《元史》的“睿断”当然都是通过宋濂来贯彻的，他的“同列”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能“敛手承命而已”。总之，《元史》纂修的整个过程，从编纂人员的挑选，指导思想和编辑体例的确定，文字风格的要求，资料的利用，以至删改定稿，无不听命于朱元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元史》的真正总裁应该是朱元璋。
关于《元史》各部分的具体分工问题，没有留下多少记载。钱大昕有一则读《元史》札记，题为《史臣分修志传姓名可考者》，其中说：“《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论载文集中，《外国传》则宋僖撰，《静志居诗话》载其寄宋学士诗云：‘修史与末役，乏才媿群贤。强述《外国传》，荒疏仅成篇。’谓自高丽以下，悉其手笔。然此数篇最为浅率，观其寄潜溪诗，则荒疏之病，无逸固未尝自讳也。”钱大昕此处所举两例，并非他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庸庵集”（宋僖撰）和“胡仲子集”（胡翰撰）二条已经分别说过。宋僖的“寄宋学士诗”原题《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韵》，载《庸庵集》卷二。胡翰的《五行志序论》，载《胡仲子集》卷一。
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钱大昕所述之外，还可以作一些补充。胡翰所负责的，并不限于《五行志》。吴沉为胡翰所作基铭中说：“洪武己酉，奉旨纂修《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实录及拜住丞相等传。”此文所述有不确切的地方，应是据《实录》修英宗本纪、睿宗传，并撰有拜住等传。此外，胡翰的文集中有一篇《元宪宗谕功臣诰》，文后跋云：“此诰见《元史·忙哥撒儿传》中，方北庭草创，其言尔雅有如此者，中统、至元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笔削焉。”胡翰对这篇诰文曾加修改（“笔削”）：而诰文与《元史》所载相同，说明《元史·忙哥撒儿传》应亦出于胡翰之手。又，胡翰在《医前论》中说：“会国家修《元史》，黾勉执笔以从事，历采方技所载，未有卓卓如古者。”则《元史·方技传》亦可能是胡翰所作。
高启的文集中收有《〈元史·历志〉序》和《〈元史·列女传〉序》，足征二者出于他的手笔。另据高启说：“余尝与修《元史》，考其故实，见士之行义于乡，能济人之急者，皆具录焉。或谓死丧疾病之相救助，固乡党朋友之事，非甚难能者，夫何足书？余则以为自世教衰，人于父子昆弟之恩犹或薄焉，其视他人之危，能援手投足以拯之者，于世果多得乎！不多则君子宜与之，不可使遂泯也，乃采其尤卓卓者为著于篇。”“余尝预修《元史》，见民之以孝义闻于朝者颇众……皆得具著于篇。”按，《元史·孝友传》既收录“事亲笃孝者”，又有“散财周急者”。宋濂说，修史时各地所送史料中，“孝友之人，动至数千”，所述事迹大都夸夸其谈，没有实在的东西，因此他“命史官高启撰次成编，而亲为笔削之，唯存一百六人”。以高启、宋濂所说相印证，《元史·孝友传》应为高启所作。
应该说明的是，《元史·列女传》分二卷，即《元史》卷二百、二百一。《列女传二》所收多数为元顺帝时事。据《元史》编篡者之一徐尊生说，当第二次开史局时，他在礼部礼局（编纂礼书的机构）工作，“修《礼》之隙，过史馆求观所采，则〔童〕烈妇在焉。盖至正之乱，妇女死者几三百人。史官以其不可胜纪，多删去不录，予因劝择其尤明白卓伟者存之，仅十之一，而烈妇遂牵联得书。”徐尊生所说的“烈妇”即《列女传二》中所收严州人俞士渊妻童氏。由所述可知，《列女传二》应系第二次续修。高启是第一次史局的成员，他所完成的只是《列女传一》。《孝友传》也分二卷，即《元史》卷一九七、一九八。《孝友传二》以顺帝时人为主，可以推知，高启完成的亦应是《孝友传一》。《孝友传二》是第二次史局补修的。
第二次史局的修撰人员王彝曾两次提到《元史·释老传》。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历代史官不为释老之传，或老氏有可书者，则以置之《方技传》中。至皇明修《元史》，始别有《释老传》之目。而老氏首丘处机、释氏首八思巴，且各有数人焉。张雨生东南，以工书善诗为道流，一时学士大夫若赵文敏、虞文靖、黄文献诸公多与之游，乃不得入传。或者疑之。然处机、八思巴之徒，其在太祖时大抵皆以功业显，故每老氏有传，盖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则夫雨之可传正不在此。余尝执笔从史官，得预其议。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元之造邦……至于佛老氏若丘处机及八合思巴者亦咸有功焉。则凡其徒为之言又乌可已哉。此《释老传》所以作也。”他没有明说自己是《释老传》的作者，但对此一再言之，使人不免有此种感觉。从他所述可知，《释老传》入远的标准是政治上的作为，而不是其他，此其一；其次，《释老传》应是第二次开史局时所作。
王祎的文集中有《刘秦孙传》，文后有一段话：“余顷奉诏修《元史》，于凡以死殉国者必蓝书之，历世教扶人纪也。当时得耕孙（焘孙之兄刘耕孙——引者）死事，既已登载……”。可见《元史·忠义传》应出于王带之手，刘耕孙事迹见《忠义传三》。文集中又有《书闽死事》，述元末福建死事官员柏帖穆尔和迭理弥实二人事迹和《元史·忠义传四》所载大致相同，但后者文字较为简略。显然，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删定的。王带大概在修成《元史·忠义传》之后，将初稿保存下来，成为一篇单独的作品。另据徐尊生说，“歙人郑征君以死节在采中”，有人主张删去不录，经他提出意见，“总裁宋景濂是之，乃为之传”。郑征君即郑玉，其生平见《元史·忠义传四》，他是拒绝朱元璋部将的征聘面自*的，因此在是否入《忠义传》问题上发生争议，最后由宋濂裁定。可见《忠义传》的取舍最后决定于宋濂，这正说明了宋、王二人的主次关系，即使二人并列为总裁。
上述情况说明宋濂曾对《孝友传》、《忠义传》加以硼改或决定取舍。还有其他一些记载可以说明宋濂在“笔削”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例如，《元史·郝经传》结尾所载帛书诗，是宋濂决定录诗入传的。元初江南的“文章大家”戴表元，在元末“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宋濂指名访求他的文集，并指示纂修人员将戴的生平“汇入《儒学传》中”。又如，修《元史》时，“天台以三节妇之状来上”，宋濂“命他史官具稿，亲加删定，入类《列女传》中”。宋僖在寄宋藏诗中，说自己撰《外国传》，“荒疏仅成篇”，“有赖班马才，笔削容巨编”。显然，宋濂是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总裁的职责的，对许多篇章他都作过必要的加工。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史局关于纂修的具体分工仅止于此，希望能有新的发现。从这些零散的记载可以看出，《元史》的纂修，对于各部分（志、传、纪）都采取若干人分头执笔的办法，每个修纂人员既要承担纪、志，又要负责列传。前代修史，往往采用分类专人负责的办法，如《新唐书》由欧阳修负贵本纪，宋祁负责列传，诸志则由范镇、王畴等人分头执笔。这样做便于体例上的一致，而且可以发挥各人的专长。《元史》则反之。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各朝本纪之间详略如此不均，列传互相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
三、史料的搜集和采访
众所周知，《元史》的资料来源可分二组。太祖至宁宗朝的历史，主要根据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等；顺帝一朝史事，主要依靠洪武二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采访。在这方面论著已多，但有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考订与探究。
（一）《经世大典》与《元史》。元文宗时纂修的《经世大典》是《元史》的重要史源之一，这是历来论者公认的。《元史》诸志主要是根据《大典》有关部分修成的，例如《百官志》据《经世大典》之《治典》，《食货志》据《赋典》，《舆服志》、《礼乐志》、《历志》据《礼典》，等等。诸志之外，《元史·外夷传》应以《大典》的《政典·征伐》为依据。这些都是可以查考的。有的论著进而认为，《大典》的《礼典》有“释”“道”两项，当即是《元史·释老传》所本；《元史·工艺传》中的《孙威传》，应来源于《大典·工典》的“兵器”项，阿尼哥、刘元的传记应来自《大典》的“画塑”项。这种推论是设有充分理由的。
《经世大典》的体裁，一般均采取分门别类按年月叙事的形式，这就是所谓“参的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从现存的《大典》残余部分（如“彝站”“海运”“马政”等）可以看得很请楚。但是《大典》中确有人物传记部分，这便是《治典》中的“臣事”项，《元史》中的若干传记，应即来源于此。也就是说，《元史》中的人物传记部分是多源的，主要有《国朝名臣事略》、各家人物碑传文字，以及《经世大典·治典》中的“臣事”项，后者历来是被忽略了的。当然，《治典》中“臣事”项的人物传记，有一部分可能即录自各家碑传文字。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上面涉及的几篇传记。
《元定·工艺传》中的《孙威传》，主要根据刘因的《浑源孙公先茔碑铭》，不过加以删节而已。《经世大典》的“画塑”项，由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王国维收在《广仓学窘丛》内，改题《元代画塑记》，其中并无阿尼哥和刘元的传记。《元史·阿尼哥传》主要根据的是程巨夫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而《刘元传》则是以虞的《刘正奉塑记》删削而成的。这是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断定的。当然，《经世大典·治典》的“臣事”项中可能会有这几位的传记（如果有的话，一定也是以上述几篇碑传为依据的），《元史》也有可能源自《治典·臣事》，但决不能来源于《工典》的“兵器”项和“画塑”项则是可以断言的。
《元史·释老传》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其中既有几位宗教上层人物（八思巴、胆巴、必兰纳识里、丘处机、祁志诚、张留孙、吴全节、张清志等）的事迹，又有各教派背况的叙述。可以认为，其中人物事迹各有碑传文字为本，例如胆巴生平是以《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所载胆巴传为基础的，张留孙生平是以虞集《张宗师墓志铭》和支桷的《张留孙家传》为基础的。《经世大典·礼典》中的“释”“道”两项，无疑也是编年纪事体的，不可能有人物传记。但《元史·释老传》中有关喇嘛教的情况则有可能是从《礼典》的“释”项摘录部分内容删削而成的。笼统地说《元史·释老传》以《经世大典·礼典》为本，也是不恰当的。
（二）《六条政学》与《元史》。《元史》诸志除了利用《经世大典》之外，《六条政类》也是重要的依据，对此论者似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元史·祭祀志序》中说：“凡祭祀之事，其书为《太常集礼》，而《经世大典》之《礼典篇》尤备。参以累朝《实录》与《六条政类》，序其因革，录其成制，作《祭祀志》。”《元史·食货志五序》中说：“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海运之多寡，纱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元统”是元顺帝的第一个年号。按，据《元史》记载，顺帝至正七年（1347）三月，“戊午，诏编《六条政类》”。八年三月，“壬戌，《六条政类》书成”。但此书早已散佚，无法窥其面貌。令人高兴的是，近年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一书，收入了归阳的《中书省〈六条政类〉题名记》一文，可以使我们对该书情况有所了解。《六条政类》是在整理中书省收藏的档案基础上编成的，始于七年五月，完成于八年十二月，“得卷五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宗，籍卷册合八万五千五百四十三帙，所用之条三万有奇。书成，名日《六条政类》者，亦上旨也”。所谓“六条”显然指中书六部分工负责的6个方面而言，与《经世大典》的“臣事”分为治、赋、礼、政、宪、工六典是一致的。编辑的方法是“以岁之远近”“汇其因革”，显然也是象《大典》一样，按年月前后叙事的。但从此文来看，应是对中书档案的全面整理，而不仅限于顺帝一朝。似可认为，《经世大典》便是利用大量档案编成的，《政类》有一部分（文宗至顺以前）与《大典》是相近的，有一部分（文宗至顺以后）则是特有的，第二次续修《元史》时主要利用了后一部分资料。这就是说，《政类》与《大典》是性质相近的两部政书。《元史》史局第一次修纂时，诸志部分主要利用《经世大典》；第二次修纂时，诸志部分（顺帝时期）主要利用《六条政类》。
（三）顺帝一朝资料的采集。第一次开史局修《元史》将结束时，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搜集顺帝一朝的史料，为下一步纂修作准备。“（洪武二年七月）乙未，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迹，增修《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之”。宋濂在两篇文章中提到遣黄盅等12人，其中吕仲善往北平、山东，而吕仲善到北平后只遣危於等分行诸郡，采集资料。因此，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叙述前代“采书之官”时，举出“明之欧阳佑、黄盅、危於幰、吕复”。危於幰就是危於。他是危素的儿子，名於，字於航，元末中进士第，官至蓟州同知。危於生于史学世家，元未又曾在京畿任职，熟悉情况，所以才会被遣前往京畿收集资料。他是否在12人之列，已难确定。有的论著将危於写成危㫃，这大概是古籍版本不同引起的误会。至于说危於是国子监生，那是缺乏根据的。朱彝尊所说的吕复即吕仲善。宋濂的两篇文章都只提到吕仲善，没有说“仲善”是名或是字。但宋濂撰有《吕府君墓铭》，记赣州兴国人吕民顺生平，吕民顺之子复，“实为丞奉常，相与交游极欢”。而吕仲善为“章贡”（即赣）人，是宋濂的友人，采史后“以功升太常典簿，寻为丞”，与吕复籍贯、官职相合。朱彝尊以吕仲善即吕复，其根据应即指此文。这一点朱彝尊未作说明，以后的论者也没有人对此作过探究。
“欧阳佑”一名是有问题的，尽管见于《实录》记载。据明初苏伯衡记，元末著名学者，宋、辽、金三史修纂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欧阳玄有一个孙子名叫欧阳公辅，明初曾“采史家事，自北平、山东返，而陕西按察金事之命下”。另据危素为欧阳玄所撰行状中说：欧阳玄之子达老死，“后请于朝，以长兄之孙欧阳佑持为孙”。可知欧阳佑持是欧阳玄的从孙，后过继为孙。显然，欧阳玄不会有其他孙子，否则他就不会过继长兄之孙了。由此推断，欧阳佑持与欧阳公箱无疑是一人，佑持是名，公辅是字。德曾“采史家事”，则与《实录》所载之欧阳佑应是同一人，也就是说，欧附佑系欧阳佑辅之误。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的“欧阳佑诗”条，已指出他“字公辅”，条下仅收《宋元学案补遗》一种，注明“讹作欧阳佑”。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未收入苏伯衡的文章，则是遗漏。
吕复（吕仲善）到北平、北平“采史”，欧阳佑持采史“自北平、山东返”，说明他们是一路的。宋濂是吕复的朋友，他的两篇文章是为吕复写的，因此处处突出吕的作用，抬高吕的声价，从而给人们造成了12人中只有吕一人去北平的印象。现在来看，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数人之外，奉命“采史”可考者还有3人。
一是夏以忠。以忠字尚之，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元末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国学助教。“我师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类复官王朝。太史夏君独以老病乞归。且归，会遭使分道搜访元史，乃强君如江广。君辞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则卒之岁月也。”宋濂写有《宜春夏都事遗像赞》，其中说：“托使车以遐览，竟仙游于五羊。”即指以忠奉命“采史”死于广州而言。《元史》中有关元末两广史事记载缺漏甚多，例如元未守韶州“被执抗节死”的刘勞，其生平即不见于《元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此表示不满，指责说：“明初修《元史》，失于采录，并佚其名。，近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始为补入《忠义传》。”夏以忠之死必然影响史料的搜集，在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下，明朝政府很难再派人前去顶替他的工作，刘鹗生平失记以及元末两广史料的贫乏，显然都是由此造成的。
刘夏和顾九成。刘夏在一篇文章中说：“洪武二年七月，余受命尚书，米河酹、陕西两省坊求前元庚申皇帝天下州县三十六年入史事迹，其在河南置局武成庙之侧。”又，刘迪简《〈庚申帝大事记〉序》中说：“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简受命尚书，尚书禀命中书，中书奉旨差人遍行天下，访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当职与泽州儒☐☐汴菜、陕西。自顾九成去陕西后，迪简往汴梁。”可知刘夏即刘迪简，他与顾九成受命到河南、陕西“采史”，两人分工，一往河南，一往陕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洪武二年“采史”的12人中，姓名可考的有欧阳佑持、黄盅、目复（吕仲善）、夏以忠、刘夏（刘迪简）、顾九成6人，如果危於亦在其列，则应为7人。这些已知“采史者”的活动地区为北平、山东、河南、陕西、广东。如果考到其余奉命“采史”者的活动，那么“遍行天下”（在明朝控制的版图之内）确是事实。
来源：《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