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须生是继老生“后三鼎甲”之后，中国京剧史上第二次鼎盛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的合称。
一、余叔岩余叔岩（1890-1943），湖北罗田人，出身梨园世家，系前三鼎甲之一余三胜之孙，清朝同光时期著名青衣余紫云之子，艺名小余三胜，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他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谭派艺术，把京剧老生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余派，打破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此后凡同辈或晚辈老生演员十有八九都追随这一条比较新的道路。
余派已成为后学者学习的典范，形成了“无腔不学余”的局面。余叔岩的嗓音条件并不理想，中气弱，音量小，但余叔岩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练就了一副高音和亮音兼容的“功夫嗓”。宽音不够，则以峭拔取胜；厚度不够，则以顿挫弥补。发声、演唱运用“提留音”的方法，声音不左不右，如同写毛笔字，笔的中锋，绝不走偏笔或走险笔。唱腔多用“擞儿”，即声带微微颤动，把音符一带而出，不必用力呼喊。
在声调上，发明了“三才韵”的处理方法，使三个声调相同的连字，在音调安排上错落有致，使听众听起来三个同声调的字并不雷同，悦耳动听。在唱念上，以湖广音为主，力求字正味醇，古朴大方，寓柔于刚，寓韧于劲，寓谐于庄，端庄大方，不温不火，中正平和。在做工和武行方面，功架优美，动作大方，举止合体。
余派艺术把京剧老生行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他本人也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一代宗师。
代表剧目：《战太平》、《定军山》、《搜孤救孤》、《捉放曹》、《乌盆记》、《打渔*家》等。弟子及传人：杨宝忠、谭富英、李少春、孟小冬、吴少霞、王少楼、陈少霖等。
二、言菊朋言菊朋（1890-1942），原名锡，蒙古族，北京人。幼年考人陆军学校，曾任职于清朝末年理藩院和民国后的蒙藏院。系票友出身，醉心于谭派艺术，于1923年正式下海成为专业京剧演员。在继承谭派的基础上，借鉴青衣小生、老旦以及地方戏等曲调创立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言派”表演艺术。
言派表演艺术的特点是：善于体察剧情，对音韵有较深的研究，唱念严格遵循腔由字生、字重腔轻的原则。唱念清晰悦耳，轻重分明，高低音错落有致地结合起来，并无突兀之感，抑扬顿挫处理得十分和谐。
代表剧目：《卧龙吊孝》、《让徐州》、《贺后骂殿》、《骂杨广》、《骂王朗》、《伐东吴》等。弟子及传人：言少朋、张少楼、毕英琦、言兴朋、邢玉民、任德川、刘勉宗等。
高庆奎（1890-1942），原名镇山，号子君，原籍山西。其父是清朝末年丑角演员高四宝。初宗谭派，后根据自身嗓音宽亮高亢的特点，吸收了孙菊仙、刘鸿声的演唱特长，并借鉴花脸、老旦等行当的演唱特色，加以融会贯通，创造了独具风格的“高派”表演艺术。
其在唱法上的特点是：调门高，唱腔长，气力足，嗓音宽亮刚劲，急徐皆有，轻重有层次，起伏顿挫异常明显，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形成了独有的“疙瘩腔”。高庆奎还喜爱反串武生、花脸和老旦戏。
代表剧目：《哭秦廷》、《逍遥津》、《斩黄袍》、《赠绨袍》、《坐楼*惜》等。弟子及传人：白家麟、王斌芬、李盛藻、李和曾、李宗义、宋金罗、沈金波等。
马连良（1901-1966）,字温如，北京人，回族。8岁考入喜连成科班，师从叶善春、萧长华、蔡荣贵等，先习武生，后改老生。入科十年，在“唱、念、做、打”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表演上博采众长，锐意创新，勇于实践，创立了继谭（鑫培）、余（叔岩）之后影响深远的“马派”表演艺术。
马连良嗓音清亮圆润、爽朗明澈，唱腔旋律流畅，寓巧于圆，吐字善用京音，发音讲究鼻腔共鸣。音节抑扬顿挫，十分讨俏。念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音乐美感。身段、做工讲究传神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唱、念、做、打”可用帅和美两个字来概括。马连良先生享名长达40余年，既是前四大须生之一，又是后四大须生之首。
代表剧目：《甘露寺》、《群英会》、《苏武牧羊》、《四进士》、《赵氏孤儿》等。弟子及传人：言少鹏、王和霖、王金璐、迟金声、吴俊良、周啸天、申凤梅、马长礼、朱秉谦、冯志孝、张学津、张克让、安云武、薛宝臣、朱宝光、陈德俊、朱强、王文清、高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