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进周家的朱安，虽然一上来就坐了冷板凳，但也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她有大把的机会读书识字，也就等于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和鲁迅拉近距离。
看她婆婆鲁老太太就知道，鲁老太太，和朱安一样，是个浸泡在封建时代的旧时女性。
清末，夭足运动兴起，鲁老太太果断放了脚，还通过自学，粗识文字，经常看书读报，尤其爱看通俗小说，曾专门让鲁迅为她代购张恨水的《明春外史》。
但朱安对读书识字毫无兴趣。她深深地浸泡在鲁迅的生活中，从生活上来讲，她对鲁迅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
每每吃饭时，她总是边吃，眼睛边跟着鲁迅的筷子在饭桌上游走。只要发现鲁迅热衷于哪道菜，便赶紧伸手将那盘菜移至鲁迅面前，然后盘算着“这道菜大先生爱吃，下次就多做些。”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闹翻后，便带着朱安搬离八道湾的四合院，租住在砖塔胡同61号，当时与他们合住同一四合院的还有俞家三姐妹。
朱安与俞家二姐妹
迁入砖塔胡同不久，鲁迅肺病复发，病情严重到只能吃流质食物，朱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鲁迅卧病的一个月里，朱安每次煮粥前，先将淘洗干净的米泡软，再用石臼一下一下地将米舂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她还会特意求助俞家姐们，帮她买回鲁迅爱吃的小菜。
有时，鲁迅看她只吃酱菜配粥，便指着买来的小菜对朱安说：“你也吃吧。”
她却连忙摆手说：“我笨，不会吃。”
朱安满心、满眼都是鲁迅，但他想不到向俞家姐妹学习认字，她想不到谈天、想不到读书、想不到散步，更想不到自己真正的欢喜是什么。
朱安就这样第二次拒绝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婚姻的悲哀，不是找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是掉进了吞噬自我的黑洞。
而对于女人而言，你不是家庭的人质，不是丈夫的附件，你成为了自己，才不会变成婚姻中的可怜虫。
朱安怀揣着一腔热情嫁入周家，想不到婚后生活却被泼了冷水。
婚后第二天，鲁迅便搬到母亲房间里居住，从此他们夫妻二人一直分房而居。
一日晨起，朱安经过鲁迅的房间，从门缝看到鲁迅的被褥没有整理，便推开门，进入房间，先将被子叠起，放在床尾，再把床单用手细细抚平。
鲁迅洗漱罢，在房门口看到了这一幕，突然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大步走进房，跨到床边，一把抓起被褥，摔到门外，冷冷地说：“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还有一次，鲁老太太发现，儿子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薄的西裤时，便给儿媳出主意说：“你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等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
朱安一针一线地缝制完成，然后趁鲁迅不在家，悄悄地把棉裤放在他的被子上。
婆媳俩伸长了脖子，盼着鲁迅回家，看到棉裤，能“一不留神”地穿上，万万没想到，这条棉裤最后竟被他扔了出来。
连同扔出来的，还有朱安最后一点自尊。
然而《女儿经》却告诉她——从一而终，决不离开周家。
1920年初，周家搬进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恰逢鲁老太太寿宴，便邀请了一众好友来家中做客。
待宾客都入席，朱安突然穿待整齐，面如死灰，缓缓从房里走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坚定地说：“我来周家已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她俯下身子，将头重重地叩在地上。再抬起头时，那张灰黄且毫无生气的脸上，泛着点点泪花，眼光射向四周，犹如孩子在饥饿中寻找慈爱的母亲。
这是朱安一生，难得的抗争，也是唯一一次，表达自己的主见，可惜的是，她的抗争，依然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不平等的婚姻里。
如果她能再勇敢一点，跨出“围城”，后半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现实是，她却只能当众表明自己坚守的底线：
“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侍奉婆婆”。
在众人寒意的包围下，她永久地熄灭了身为人妻的热情。
朱安正如她说的那样，侍奉婆婆成了她人生唯一的价值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