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什么朝代的,柳宗元是哪个皇帝时期的

首页 > 文化 > 作者:YD1662023-04-27 00:36:48

作者:刘有升

柳宗元,字子厚,号河东,又称“柳柳州”,是中唐时期的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从为学、为文、为师、为人等“四为”视角简析柳宗元的治学之道,可为我们增强学习本领提供重要启迪。

为学:“利于人,备于事”

柳宗元在《时令论》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利于人和事,是柳宗元治学的要旨,章士钊就曾用“有益于世”来评价柳宗元。

抱负宏大。他抨击“学而为己”“决科求仕”观念,立志“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他传道利民,“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贬谪中“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但他穷且益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写就《永州八记》等佳作。

突破创新。他以批判革新为治学风气,《天对》回答了屈原《天问》中的170余个疑问,《天说》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发展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称赞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

爱憎分明。他任柳州刺史时,针对两税法运行乱象,“定经界,核名实”,清查土地数量和贫富户口,切实按贫富差异纳税。他对弱者深切同情,为“手刃父仇,束身归罪”的徐元庆鸣不平,驳斥谏臣陈子昂“诛之而旌其闾”的荒唐见解,认定“达理闻道”不应治罪。柳宗元赞赏吴武陵的文采,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其宿命论的观点。

为文:“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总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这既反映了他的写作态度,又折射出其写作技巧。

改进写作态度。一方面,目的从“以辞为工”转变为“明道”,更为注重阐明道理,正所谓“凡为文,以神志为主”。另一方面,重心从形式演进为内容,改变重句式而轻内容的歪风,不再一味苛求形式及文辞,避免在学术上误入歧途。

提升写作技巧。柳宗元注重“羽翼夫道”,考究方法。比如,规避“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使文章深厚、严谨、清晰、谦敬;讲求“抑”“扬”“疏”“廉”“激”“固”,让文章含蓄、明快、通达、精简、清雅、庄重。着重“取道之原”,深汲精髓。譬如,借鉴《尚书》的质朴、《诗经》的情理永恒、《三礼》的内容合理、《春秋》的褒贬、《易经》对趋势的把握,阐明思想应当源于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尧舜孔子等儒道本原。侧重“旁推交通”,知一万毕。他遵循儒学思想,又兼习百家之言,力推融会贯通。例如,学习《谷梁传》的气势、《孟子》《荀子》的通畅、《庄子》《老子》的视野、《国语》的趣韵、《离*》的幽深和《史记》的简洁。

为师:“不敢为人师”

柳宗元在十多篇论著里阐述了师道,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表态“不敢为人师”。这固然有他自身的深层考虑,但也映射出其对师道的深刻感知。

重视师道。他痛心疾首于“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的师道衰微现象,认为反对从师的人就像“邑犬群吠”。他自称,以前在长安时,每天有时会有几十个后辈学者到他家门前求教。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载,“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见,柳宗元所培育的后辈学者数量多、效果好。

力戒虚名。柳宗元提议“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坚守“取其实而去其名”“去其名,全其实”。这充分显示出他对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的期待。由此可知,他排斥老师学生的名义,不愿接受学生的尊师礼节;更关注的是能否尽为师之实、给学生带来实际的帮助。

遵循规律。他提倡“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诀窍,凸显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柳宗元倡议“交以为师”“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彰显出对亦师亦友的希冀、对学生主体性的推崇。他强调日积月累,做实做深做透文献的搜集、整理、比较和综合,以量的积累换取质的提升。

为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力主人品决定文品,将德行特别是真诚视为文学修养的根本。

端正心态。柳宗元告诫秀才“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也就是慎重对待,不贪图怪异、不杂乱无章、不急于扬名。由此看来,他将一以贯之的内心净化和实践历练作为学问之基。

持续学习。尽管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但仍非常重视学习。他指出,“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表达了学习圣人之道并学成的决心。他绘制了由六经到《论语》《孟子》,再到《左传》《国语》《庄子》《楚辞》,最后到《谷梁传》《史记》等的学习图谱,供后辈学者熏陶思想、陶冶情操。

知行合一。他期望妻弟杨诲之“圆其外而方其中”,并表示“恒中者轴”。“方”即车箱,“圆”为车轮,“轴”是平衡用的车轴。“轴”牵制“方”“圆”,而“中”则是备受各家认可的“大中之道”。这些映射出知行关系,涵盖内在境界和外在处事方略:在认知上“方其中”,在践行中“圆其外”,二者有机统一于“大中之道”。(刘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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