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日本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也认为，目前已知的跟大禹直接有关的出土文物，都没有提到大禹是夏朝的始祖。
比如在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公簋铭文写道“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这段话的意思是“皇祖”秦襄公受天命在“禹迹”之地安居，经历了十二代君主。
秦襄公受封诸侯之时，犬戎刚刚灭亡了西周，占据了岐山以西的地方，秦人为了表示自己是不同于戎狄的华夏正统的一员，所以强调自己所在的地方（甘肃礼县）是大禹之地。
而齐国故城临淄出土的青铜器叔夷钟和叔夷镈上，也刻写着“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叔夷是商朝后裔，他在铭文中夸赞了先祖的功绩，受天命消灭了夏朝，得到了九州，立国在大禹的土地上。
这篇铭文中的禹同样没有被记载为夏朝的创始者，反而像秦公簋中的“禹”用法一样，把禹当成了佐证自己所居土地是正统的象征。
如果我们梳理史书对“禹迹”的范围的记载会发现，西周时，禹迹还只是在关中一带，到春秋时禹迹扩展到了甘肃和山东，到战国时，禹迹的范围已经囊括了战国七雄所处的九州范围。
到汉代时，禹迹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战国以前的文献只说禹在会稽会盟，但汉代以后，禹的出生地从他父亲鲧所在的崇山编排到了四川，归葬地跑到了浙江。
史书《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都直接记载越王勾践是先禹之苗裔，就连匈奴人也成了“夏后氏之苗裔”。《水经·庐江水》说大禹治水到达了江西庐山，并刻石全纪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杜金鹏教授认为“大禹之时尚属龙山文化时代，那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分布着若干个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有的相互间差异甚大，说明当时远未形成大一统的社会实体，故禹迹遍九州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也就是说，大禹的史实的确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来源，但经过了战国时人带有政治目的的扩充，就变得相互抵牾。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另一个问题：大禹究竟是不是如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并非是夏朝始祖呢？
单就考古出土文物来看，的确没有直接的证据将大禹和夏朝建立直接关联。但如果我们考察二里头文化的传播路径，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
山西南部的东下冯文化典型器物出现时间晚于二里头，而晋南素有“夏墟”“大夏”之称，按照古人“故地称小，新迁称大”的命名原则，山西夏墟的由来，是二里头文化北进的产物。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陶盉、牙璋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直到殷商时期，牙璋都是三星堆人祭祀的重器。从时间序列判断，三星堆文化晚于二里头文化，同样是二里头文化西进的产物。
此外，安徽江淮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的铜器和陶器，江浙马桥文化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都是二里头文化播迁所带来的。
在早商文化兴起之前，二里头文化对中原周边地区的扩散路径，恰恰和声称是“禹迹”、“禹后裔”的分布区域是吻合的，由于大禹所处时代为夏前期，而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遗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禹的传说是夏人四散逃亡到各地时所带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