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旧书店和路边摊，都经常出现何其芳的身影，在他的眼中，正规的书店只卖当下的畅销书，作为一个文人，想要获得全方位的滋养，就要从多个角度去看问题。
有些书内容很好，只是时局不利，早已被雪藏，它们偶尔也会出现在这些跳蚤市场上，若是有缘，便能遇见，外人或许不懂，这些书很有可能就消失在世上了，每本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产物，丢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呀。
所以，当一身布衣，脚踩布鞋的部长出现在巷弄之中的时候，也没人敢相信，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所长何其芳。
他的眼镜或许戴了太久，早就不适合自己了，在淘书的时候，偶尔因为看的入迷而渐渐滑落，此时的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猛然抬头，用地球的惯性调整一下眼镜的位置，这种感觉在其他人身上还真的看不出来。
如果说有些领导干部是自持清高，那么何其芳的表现足以给这些人上一课。
柳鸣九
最了解何其芳的，莫过于后来同样享誉文坛的柳鸣九了，在1957年的时候，柳鸣九奉命前往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一把手正是何其芳。
在去之前，柳鸣九的内心还犯了嘀咕，文人的脾气大多都很怪，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会不会同样也是一位架子十足的人？要是几句话不对付，给人家惹生气了，今后的仕途就难走了呀！
可是，见到了何其芳本人，柳鸣九内心悬着的石头才渐渐落地，他甚至一开始压根都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穿的简简单单的男人正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何其芳，待人接物的模样，跟那些平头百姓的礼仪相差无几，几乎没有任何文人的繁琐，居高临下，他也没有任何优越感。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柳鸣九还记得何其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欢迎你来文学研究所工作。”这句话一下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何老写出了如此多令人研究良久的作品，可是他本人没有任何想要炫耀的意思，有的时候还会怪人家过分解读。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的去往自己脸上贴金，何其芳倒好，只要是跟“高干”挂钩的东西，他是一样都不愿意沾，人家有车马驾舆，他有，但从来不用；人家有考究的官服，他有，但从来不穿。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思想，才是伴随自己一生的东西。
我们从何其芳先生的很多作品中，能够略为解读出他的思想变化。
他从“五四”一路走来，感受了那个时代的“孤独”，后来他忍受了太多“孤独的路”，最终到达了延安，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心中有了太多思索，写了很多标准的“延安文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当属是《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断增加，思索的角度也越来越宽广，后来他终于想通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他的“没有架子”，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的“自我救赎”。
“架子”本就是身外之物，文学和政治不应画等号
在后来，随着对何其芳的深入了解，社会上多了一种“何其芳现象”。
通过文学去追寻政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文人们的捷径，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涌现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艺术创造者，其中夹杂了不少“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人。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风风火火的五四启蒙运动开始向左转向，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也在这一段时间内果断放弃了文学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声望。早在那个时间段，何其芳本人就在思索，究竟什么是“传统”？究竟什么是“现代”？
